(七)全盘承袭苏联教学模式

　　50年代初期，把所有教育家的呼声都压制下去之后，中国的教育体制顺利实现重大改革，全盘承袭苏联的教学模式成为大一统。

　　曾经充满理想光辉、充满创造精神的育才学校在政治车轮的碾压下变为一般中学，又 变为将学生陷入“题海战术”的一般重点中学。

　　曾经对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其他著名教育家，也没有逃脱这场灾难。晏阳初先生虽远在国外，仍作为教育界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重庆首先被“揪”了出来———1950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大字标题刊登《晏阳初是怎样为“农民”服务的？》文中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晏阳初先生是怎样剥削压榨农民的。一个多月后，1950年12月28日，又登载《撕破改良主义外衣看晏阳初的真面目》。1951年7月30日起，《新民报》连载《从自我批判认识反动组织平教会及文化买办晏阳初》。

　　陈鹤琴先生也逃脱不了厄运。陈鹤琴先生《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分为两部分在《大公报》1951年10月15日、17日连载。1951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的报头广告中，关于新一期《人民教育》的内容也登载了陈鹤琴先生的《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以及评论文章《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

　　这则报头广告还配有一段文字介绍：“《人民教育》月刊，自第二卷第六期起，即已开始了对‘活教育’的批评，至第三卷第六期已将此项批评逐渐开展，第四卷第一期起将更有系统地开展这一批评运动，以此树立全国教育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气。这一批评运动，对于中国教育界清算反动的杜威思想将有很大作用。值得全国教育界注意的。”

　　以批判“武训精神”为借口进行的这场文化围剿，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文化冤案”。批判的结果，使原本具备高度社会良知、“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站在民主斗争前列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了沉默。他们只能缄口不言，或终身幽闭，或妻离子散，或肉体消灭，终止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使原本多元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进入一个难以解脱的怪圈，直至今日。

　　问题还不止此。

　　当教育工作者全都唯唯诺诺之后，当学校校长很少由教育家担任，而是由政府选派那些政治表态很清醒的行政人员充当的时候，当代表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孩子们，从满七岁背上书包到学校去报名开始，就进入严格的班级制度，被整齐划一地编制进某种体制、按一定的程序准确运转、被制造为同一模式的产品的时候，当人们一生的道路都听命于政府安排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创新和拼搏精神也就委顿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切等着“上面”安排，一切等着上级发给，一切都首先服从于政治需要。过了半个世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命运不再由政府安排了，铁饭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令人心安的政策不再存在了，到处拥挤着焦虑万状的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全都是从小就按照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制的思维模式成长起来的，人们一致发出的强烈呼声就是：“政府为我们安排！”

　　新一轮改革阵痛中，包含着多少血腥的历史教训。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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