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呢？

　　1

　　拂去历史的尘埃，沿着时间的长河，从春秋走来，从秦汉走来，从唐宋走来，从近代走来的那些河南人，一个个都是人格茁壮，性格鲜明，或察天观道，或倚剑长笑，或游刃权

谋，或诗笔作刀，无不热血滚烫，豪气冲天，一肩担天下道义，一肩负百姓福利。他们从来都是那样古道热肠，或是激荡着感天动地的仁道大义，或是充盈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这体现在侠士武将身上，是忠肝义胆，是精忠报国；体现在文人官员身上，是忧国忧民，是鞠躬尽瘁。这种浓浓的入世情怀，生生不息，传递千年，一直激励温暖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老庄。这两位道家先祖，虽也有报国救民之心，但却选择了“出世”之道。骑青牛潇洒而去，御清风逍遥而游，纵是令人向往，消极避世，反璞归真，也不失为一种曲线“救国”哲学，并历来为统治者所用。正所谓“外示儒术，内尊黄道”，就那样心照不暄地操纵了中国几千年。但如你所知，对黄道情有独钟，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级”的胃口罢了。面对惨淡人生，芸芸民众，更多的河南人，凭着黄土赐予的豪胆，借着黄河赋给的热血，选择了更直接，更积极的“善其身，济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辈宗师，我以为首推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了。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用现代术语解释，他大概是中国最早倡导博爱主义及和平主义的智者了。据考证，墨家学派是一个准军事机构的组织，有一套严密而独特的组织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国江湖的最早帮会。我想这群侠士好汉，除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外，也一定会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事来。

　　墨子之后，又有一个名叫荆轲的河南好汉闪亮登场。他是卫国人(今河南境内)，是否墨子传人，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他爱好读书，武艺高强。当年，为报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应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刺杀秦王政。至今读起史书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字句，依然会被那视死如归的侠义大气而深深振撼。长亭外，古道边，残阳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带的士子，穆然肃立，为一个怒发冲冠，将踏不归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历史就在那一瞬间定格，风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壮的风景，感动了我们几千年。

　　唐时，嵩山上又冲下来一大批勇猛无比的少林武僧，他们护唐王，斗恶贼，上演了一部荡气回肠，精彩无比的除奸惩恶的《少林寺》。到了宋朝，河南汤阴县，又走出一位顶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飞。当白发苍苍的岳母为儿子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时，不但把一种强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飞的心间，也刺醒了每个有热血，有良知的中国人。当年，岳家军(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热血汉子)纪律严明，作战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想想岳大将军那杆出神入化的金枪，是如何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将那双所想披靡的银锤，是怎样给野蛮的夷族砸响警告的铜锣。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又是怎样激励着中华好儿女，一代又一代，谱写精忠报国的歌。　

　　当历史滑过上世纪50年代，在炮声轰轰的朝鲜战场上，高吭激越的豫剧曲调正在响起：“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骄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团义演。当年，就是她，不辞劳苦，全国巡演，竟为志愿军募捐了两架飞机。河南人的爱国情怀，一旦被激发，他们可以创造出无数个奇迹来。需要补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也常眠在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这种可贵的人文情怀，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巩县人杜甫了。这位大诗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他是如此深爱着这片土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是他对战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最朴素的人文理想。还有那沉甸甸，至今诵读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别”，是他对暴政的讽刺控诉。这些美丽动人的诗句，不知温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阳人刘禹锡，他与白居易齐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他自愿把百姓摆在第一位，喜欢替百姓说话。所作的政治讽刺诗，辛辣尖锐；所作怀古诗，沉郁苍凉，语浅意深；所作仿民歌诗，清新爽朗，别开生面。而他的同乡元稹，也是此道中人。再后来，还有个叫元结的鲁山人，其诗多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极力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义诗风，但流于极端，平生不做近体诗，古诗也平直单调。虽然其文学成就远不能与前辈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热血，还是相通的。

　　在历代为民造福的河南官员中，最聪明的要算春秋时的范蠡，最刚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无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了。

　　范蠡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出身微贱，但绝对聪明，辅作越王勾践，巧妙美人计，苦心经营，精密筹划，终灭掉吴国，成就越王一代霸业。但功成名就时，他却不慕富贵，巧妙隐身而退。《越绝书》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史记·货殖列传》又载：“后游齐国，至陶,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晚年放情太湖山水,爱好养鱼。著《计然篇》、《养鱼经》”。从政经商，为国为家，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与行动妙解了一道“读书人如何释放人文情怀”的道德难题。其卓越的思想光辉，至今对视，依然有刺眼夺目的感觉。

　　那个“包龙图端坐开封府”的黑脸“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则与人情，强权与道义之间巧妙平衡，用刚烈惩治邪恶，以智慧伸张正义。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结”，也因为这位曾在现实存在过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许多，安慰了许多。

　　而那个兰考县的现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以党性认真地坚守着，用良知小心地调整着，让行动仔细地填充着。如今，这个伟大的精神坐标，以纪念碑的形式矗立着，在僵化的口号里宣扬着，虽有些孤独，有些落寞，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阳人张仲景了。被后世奉为“医圣”的他，面对兵荒马乱、疫病流行的惨淡现实，以最朴素的想法，最诚挚的情感，毅然选择了救死扶伤、济世苍生的医生职业，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后来他写就的《伤寒杂病论》，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书中的《金匮要略》部分，更被世代医家尊为“医方之祖”。

　　在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侠士试剑，武士弄枪，歌者展喉，文士投笔，官员动脑，医生用手，纷纷汇聚在那面裂裂作响的人文大旗下，大气潇洒，豪情勃发地坚守着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