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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

事，就发生在这里。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这话好象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即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正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作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作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于是。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 程颖和程颐了。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的理论，狠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象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发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那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是的，教育，唯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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