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声音炒到天翻地覆之后，教育部官员才公开澄清了教育部的两个“从来没”———从来没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四、六级考试；从来没要求高校将四、六级考试与学位挂钩。十几年来因为与学位挂钩、与求职挂钩，进而与前途挂钩，而生发无数新闻、趣闻、逸闻和丑闻的英语四、六级考试，到头来却是一个大“乌龙”———教育部从来没有出过那些折磨学生的主意，那学生们又是被谁折磨了呢？如果教育部从来就没打算让任何人与其挂钩，这个投入巨大、戒备森严的全国统一考试，又所为何来呢？
根据教育部官员的语气分析，是全国各高校主动将自己学校的学位，与国家统一组织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挂钩，才造成学生的无所适从和不堪重负，进而催生出泄题、作弊等各种不良现象。事实或许如此。但这种持续了十几年的“挂钩”，毕竟一直发生在教育部的眼皮子底下，却也从未听到教育部的澄清或叫停。因此教育部对这种挂钩虽然“从来没有要求”，却也一直默许。
其实针对某种工具性的公共知识，设立大范围的统一考试，符合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经济学原理：标准统一、控制严密、质量可靠、成本低廉。而对于某一具体学科是否应该，或是否能够纳入这种统一考试体系，则大致取决于对两个因素的判断：其一，这门学科是不是普遍必需的工具性知识；其二，主持考试的机构，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统一的标准下，实现严格的质量控制。英美语系国家的大学，都把对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的英语考核，交予托福、雅思等考试机构，遵循的就是这一原理。而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英语是否是普遍必需的工具，在四、六级考试设立之时几无争议，现在则大有争议，因此才有越来越强烈的声音，质疑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必要性。而从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看，教育部及专设的四、六级考试机构，越来越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每年多达千万考生所造成的压力，以至泄题、卖题、作弊等现象层出不穷。以至教育部官员感叹：我们的压力很大。
改变这一尴尬现状的出路，无非以下几条：其一是号召高校和公司、机关等社会机构“为国分忧”，自觉与四、六级考试脱钩，以减轻教育部的压力。但基于经济理性分析，由教育部承揽责任、学生们自担成本的四、六级考试，高校和其他用人单位乐得与其挂钩，以转嫁自组英语考核的成本，却未必有为教育部分忧的动力。其二，则是教育部主动自贬四、六级考试的权威性，然后按照对等原则，自我豁免相应的责任。宣布两个“从来没”和取消四、六级合格证，都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但当初英语热时就强化四、六级考试，现在面对麻烦又主动弃权，难免有点自毁形象。
此外还有一个更大胆也更彻底，却还没有纳入教育部思路的办法，就是在保留并完善国家四、六级考试的同时，放开考试市场，允许民间机构进入。若借经济语言解释，无非是由公营机构与私营机构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信誉产品，由高校、公司、机关等“消费者”作出选择。私营机构在分食蛋糕的同时，也分担信誉风险。美国的私人机构能够主持托福考试，中国的民间机构也未必不行。当然，按照我们的传统观念，在事关公共信誉的事务上，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私营机构总是不那么放心，于是公众在无他人可信的情况下，只好将无限的信誉责任全部交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也有足够的动力大权独揽又风险独担。但四、六级考试的窘况，已经证明政府机构在此类事务上并非全能。因此不如借机放手，摆脱长期力不从心又无人分担的尴尬局面。
作者：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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