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了关注的焦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表示，法大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4月14日《新京报》）
关于招生改革，今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复旦的“谈话招生”，二是政大的“人口招生”。前者拓宽的是传统笔试之外的面试招生路径，后者探索的是倍受期待之高考公平的矫正方向。当大众在为“谈话招生”这一“不可控的公平”有可能滋生腐败而担忧时，有关专家坚定地认为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当大众在为“人口招生”给高考公平前进的“一小步”而欢呼欣慰时，专家却斥之为“大跃进”的翻版——专家见识之“高”于平头大众者，怎一个“牛”字了得？
在抛出“大跃进”论之前，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抛出过“炒作”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这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笔者一介草民，自然更“不懂教育”，但我却懂得一个最为基本的“人人平等”的道理——这是一种“初始公平”，是公平的底线。
每一个考生在高考面前都有同等的录取机会，这就是“初始公平”；而按照“多投多得”原则对本地政府管辖范围投放更多的招生指标，以及对所谓基础教育落后省份的倾斜等，都只是“矫正公平”。“矫正公平”只能建立在对“初始公平”先行确认的基础上，而不是直接矫正“初始公平”本身以期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公平——这种“矫正”，实质只是剥夺一部分人存量的平等权利以满足另一部分人增量的平等权利。
基于这样的理解，高考公平只能站在“人”的角度，而不能站在“区域”的角度。换言之，高考公平所要实现的应该是“人”意义上的“初始公平”，而不是“区域”意义上的“矫正公平”。按人口比例录取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的角度，但至少接近于这一目标——“人”是决定录取比例的因素，而本地不本地、教育发达不发达都不是。
正因为如此，政大的改革是进步的，而“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依然是完全站在“区域”的角度，却置“人”于不顾——高考录取与幅员辽阔有什么关系，难道还应该按照地区面积确定录取比例吗？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更是罔顾现实的诋毁：按人口比例录取非但不是不注重成绩，相反正是对成绩的重视——发达地区的录取分数比人口大省要低上百分难道不是事实吗？如今，这些知名高校扎堆的地方录取指标争相对本地“倾斜”，才更像“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
高考公平被“抗议海啸”声讨了这么多年，“抗日都该胜利了”，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回应；如今，好不容易有个别大学良知发现，而且并非完全按人口比例录取，只降低了25个北京名额，顶多可算是“微调”——如此蜗牛般的速度，居然可以被人称作“大跃进”，岂不让人大跌眼镜？
稿源：红网 作者：舒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