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宋英杰：这次坎昆会议上，我注意日本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本来京都议定书就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制定的，现在他的态度却有了一个很蹊跷的变化，比如说对后续减排目标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你们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毕欣欣：日本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公约和议定书是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是有区别的共同的原则的，日本是要承担减排任务的。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全球性的挑战，不能说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为了自己经济的发展而忽视这一责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每天都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谈判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你不能忽视气候变化带给人的不良影响。承担减排义务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是不应逃避的。

　　侯艳丽：我们从媒体上也能看到，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在谴责、批评日本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日本拒绝延续京都议定书，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第一，谈判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原来已经达成的协议是不是还能存在。日本拿这么尖锐的问题到谈判桌上，应该说危害是非常大的，是置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于不顾。第二，刚才您谈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WWF最近也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如何理解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英文缩写)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对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理解，对他们来讲，共同的责任是相对于未来的，有区别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一定要承担。但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他们也是在寻求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平，所以相对于他们来讲，CBDR不仅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带有区别，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也是共同带有区别的。日本今天抛这个问题，言外之意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两个国家不能进入法律协议的话，那么我也要退出，这是他抛出来的问题。他恰恰把原有的本身就不是很明晰的局势更为复杂化了，他把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当然是两个排放大国无原则地摆在了一起。

　　主持人宋英杰：日本的这种攀比，甚至有可能把一个非常严肃的、大家希望产生一个有约束性的谈判演变成一个论坛。刚才侯女士说到CBDR，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四个英文字母的缩写。无论是WWF还是乐施会，作为NGO代表都参加了坎昆会议，他们在坎昆有什么见闻？做了一些什么？你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毕欣欣：乐施会有几十人的队伍参加了坎昆会议，一方面是跟踪谈判的进程，发表评论；另外一方面是基于自身的诉求开展了很多活动。乐施会在坎昆会议期间有两个很有亮点的边会，一个是在会场内进行气候变化背景下对粮食安全的科学性进行讨论，这个是包括乐施会、世界银行、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很多NGO共同做的论坛，邀请了各大州的科学家、政府官员探讨气候变化给全世界粮食生产安全带来的影响。

　　主持人宋英杰：气候变化和粮食的安全性是指什么？是指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粮食种类、品质和产量的变化吗？

　　毕欣欣：这个论坛就是探讨对未来的粮食生产，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惊醒谈判代表需要加快谈判进程，使他们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一种刻不容缓的态度，而不只是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置全球人民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主持人宋英杰：如果真是用一种倒退的态度和视角谈判的话，那真是非常短视和愚蠢的，因为气候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气候问题上独善其身。

　　毕欣欣：对，这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在气候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主持人宋英杰：乐施会派出的坎昆会议代表团，就是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工作，关注的是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性的问题吗？

　　毕欣欣：由此延伸，粮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备品，影响到粮食安全就影响到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状况下，贫穷人受到的影响会更严重，所以说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一个发展的问题。

　　主持人宋英杰：民以食为天，天可能会影响到人的食，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聚在一起讨论天，乐施会关注粮食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坎昆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侯艳丽：世界自然基金会近20年来一直密切跟踪历次的气候变化谈判，这次在坎昆上，有一个近40人的代表团在工作，主要发挥观察员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民间机构的NGO代表都是观察员，他们充当政府间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根据谈判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然后去跟各个代表团交流。希望通过民间组织的桥梁作用，使政府间的立场能够趋向一致。

　　主持人宋英杰：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NGO代表对一个代表团说，你知道吗，某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很受欢迎，你们能不能再调整一下。就是通过沟通，相互之间进行激励和鞭策？

　　侯艳丽：您说的是其中一部分，实际上这需要技巧。坎昆谈判有接近200个国家参加，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文化传统都不一样，这就使交流方式和关注的问题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说，相互间的激励和鞭策只是其中一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跟政府交流去寻求他们的诉求，比如政府说我不愿意拿这些钱，我们可能就要问，怎么样能让你拿出这些钱，你的诉求在哪？因为谈判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磋商的过程。我们试图了解，增加交流，使大家的期望靠近，这样才能建立起交流来。

　　相互鼓励也是我们比较多用的一种方式。但是作为民间组织，尤其是西方的民间组织，很善于批评政府，所以包括WWF在内的很多欧洲办公室，他们会做一些对政府的毫不留情面的批评活动。包括NGO也有一个联合机构，叫国际NGO联合机构，它每天都会颁发“化石奖项”，将其颁给当天在谈判场上表现最差的政府。

　　主持人宋英杰：这是鞭策功能。

　　侯艳丽：应该说现在代表团对此是很在意的。

　　毕欣欣：这会形成很大的公众压力。

　　主持人宋英杰：大家去督促他，使他们顽固的立场有所松动，好的姿态变成行动。坎昆会议与哥本哈根会议不同，在坎昆会议上，很多人，包括很多NGO组织都低调了很多，甚至我们的预期值都调低了很多，大家都很现实和具体地判断和预期坎昆会议，那么你们认为这次会议会是怎样的结果？

　　毕欣欣：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大家的期望值非常高，但是最终只得到了一些令人失望的结果。对于坎昆会议，包括政府、NGO、媒体，大家都很清醒，经过几轮谈判，包括适应机制、资金、技术等在内的具体议题趋于成熟，现在需要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可操作条款，这一点让大家觉得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