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讲,今天我们是讲了清洁产业发展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绿色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直接的就会表现为清洁增长会引领一部分绿色产业的发展,所谓绿色的增长源。总的来讲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传统部门绿色化改造,有人讲可能需要一些新技术,其实也不一定,有些机构曾经做过研究,其实把现在大量常规技术和管理模式如果能够很好地应用,就能产生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而且可以同时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第二个方面,新兴绿色产业扩张,广义上来讲包括所有的低碳和低污染的行业,狭义上来讲,包括太阳能、风能和设备制造,电动汽车等等,在座企业界很多来自这方面的,都有所了解。
第三是服务业,特别是新兴绿色服务部门扩张,也有相当大的潜力,现在生态系统的服务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很大的产业。
最后我想讲一下我们在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政府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经济学讲究一个外部性问题,政府之外的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政府着力来解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产权。比如说电动车在发展初期,市场容量还不大,你为了培养消费者可能需要适当的补贴,但是这个应该是需求侧的补贴,这是什么含义呢?我并没有特定的对象,谁竞争当中胜出了,能够把车卖出去,消费者选择你的产品,我就补贴谁,这都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不应该参与的事情是什么呢?特别是创新过程中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投资规模有多大,这个政府不需要解决,你也解决不好,包括政府要指定一些技术路线,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相当不明智的,特别是技术快速变化的领域更是如此。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领域,新型的柴油车在节油方面有什么优势,以后混合动力的车看起来还不错,最近几年电动车,自从能源技术有了一定突破以后,电池蓄能技术有了一定突破以后,电动车又成为主流了,但是这方面诸位都是行家,应该很清楚。这个领域实际上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个领域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是技术路线也是经常在变化的,这个时候技术路线的选择,应该由处在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家自己来进行选择,政府不需要,没有必要,另外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过去经常讲一句话,为了攀登技术高峰,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在短期之内攻克它,经常举一个两弹一星的例子,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两弹一星这个东西,从地球上来讲并不是创新,因为我们做以前,美国人,苏联人已经有导弹了,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追赶的东西,是一个学习的东西。如果你要做一个地球上还没有的东西,真正是要开拓技术前沿,而不是追赶的话,这个东西有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这个创新什么时候能成功?很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似醒非醒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事情就成功了,是高度不确定的,是不能规定时间的,你说几个月之内,几年之内必须实现什么成果,这是不符合创新规律的。这些事情应该让我们的科学家,让我们的企业,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在他们自己的探索中间去解决。
现在新兴产业方面有些技术现在很热,但是关键技术还没过关,这种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搞了很大的开发区,规划要搞多少多少量,或者多大产能的,它的市场在什么地方?技术稳定吗,将来能卖出去吗,你的投资能收回吗,这些问题都是高度不确定的。新兴产业技术变动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之下,风险某种意义上更大。其实我们看到一个行业里淘汰率最高的并不是传统产业,而是新兴产业。
我们用更加清醒,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态度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关键就是把我们的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摆对,使中国的绿色产业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主任为我们带来的演讲,下面我们有请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巡视员李新民先生为我们演讲,主题是“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控的重点,有请!
李新民:各位来宾下午好,这是一个临时动意参加的会,本来我们赵司长是应邀来参加这个会的,临时有点事,但是对今天会还是很重视,所以希望我来一趟,我急急忙忙早上准备了一个材料,向大家分享一下“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特别是污染防治方面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今天的主题我很欣赏,“以清洁发展为新增长的坐标”,谈到了发展,也谈到了清洁,清洁发展实际上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生命力所在,要面对实现清洁发展,我感觉到我们要面对经济增长的现实和环境约束的现实,所以我主要是这么两个部分,谈一谈我们的考虑。一个是我们经济增长,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国应该说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的扩张是高耗能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居高不下,能源需求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面临能源资源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容量制约,这是我们第一个面临的现实。这么多年来,每年是以两亿吨标准煤的速度在增长,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十一五”以来尽管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依然超过环境容量。全球控制温升两度的目标将严重压缩未来的碳排放空间,我国不可能再演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与应对气侯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形成尖锐矛盾,所以必须探索低碳发展之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绿色或者清洁发展之路。
“十一五”期间,特别是“九五”、“十五”、“十一五”中国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GDP较快增长,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呈较快上升趋势。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57恩%,为世界罕见,同期GDP增长7.3倍,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分别增长到3.3倍和3.1倍。
中国的能源技术领域应该说进步显著,能效以每年1-2%的速度在提高,但是近年来重化工业和高能耗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变化抵消或者是减缓了GDP能耗强度的下降趋势。
从我国可再生能源,核能发展迅速,2006年到2010年增长了60%,2009年新增装机的水电和风电占了32%,但是相当长时期内仍不能满足新能源需求的需要,煤炭等化石能源仍然会继续增长。
能源消耗同期增长120%,全球约20%,我们的增长占全球比例由9.1%提高到19%。煤炭产量每年也都超过30亿吨原煤。按照有关信息统计,2008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为4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为30%,我们还是超出中等国家平均水平。家庭的最终消费业占GDP的比重37%,世界平均水平是61%,中等收入国家为50%。
在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以及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均已达到或者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已占世界的一半左右,足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需要,在合适的经济增速下,就是8-9%,“十二五”期间其生产能力可趋于饱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效果将发挥更大作用。刘主任的报告听了以后也很受启发,绿色发展也是一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会发展。我国有理由相信“十二五”期间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到2015年有可能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这么一个状态。
下面有几个重点,我说一下环境上的约束。这张图实际上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的类型和程度统计的表,这是我们这几年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是这几年不同产业发展的轨迹。我想重点说一下我们面临的环境约束条件,最新的统计来看,2011年上半年,全国酸雨频率,大于25%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上海、湖南和重庆的大部分地区。广东中部、广西北部、贵州中部和北部、四川东南部、湖北西部地区,酸雨反映我们国家酸性物质排放影响的结果,这是大于25%的地区。大于75%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西东部以及重庆的西南部地区,酸雨沉降的区域两个问题,一方面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燃煤量增加带来酸性物质沉降的增长,另外二氧化硫也是传输性的污染物,不一定是本地排放本地受到污染,随着气象条件的变化,也可能发生转移。在酸雨控制区内186个参加统计的城市当中,有151个城市出现过至少一次以上的酸雨,这个数占了总数的81.2%,发生频率在25%及以上的城市是103个,占了55.4%,发生频率在75%及以上的城市是39个,占了18.3%,这是我们2010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酸雨城市比例有所降低,较重酸雨略有降低,重酸雨城市比例基本持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一会儿有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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