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鲍志恒 陈良飞

　　发自江西九江、湖北三峡

视频：长江中下游旱情持续 农村普遍限电 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

　　“今日湖中石，当年天上星。”

　　江西鄱阳湖湖中有一座1800平方米的小岛“落星墩”，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名流曾伫立其上，观水天一色。

　　而今，落星墩下的湖水已变成无边的大草原，点缀着成群的牛马，数百丈外，才是轮船搁浅的湖滩。

　　2011年3月以来，这个正值汛期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因干旱湖水面积较往年同期骤减一半以上，湖水退去，留下的湖床长满了草，落星墩下的草高至1米。沧海桑田，鄱阳湖渔歌已歇，牧歌声起。

　　而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也同时遭遇大旱，昔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述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已经变成辽阔的草地，犹如塞外的大草原。

　　而到5月底，三峡水库的存水即将耗尽，鄱阳湖和洞庭湖仍不知何时能重现烟波浩渺。

　　在这背后，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日前表示：“三峡工程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这种改变，不仅是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还有着生态方面的恶化。

　　为抵消这种改变，江西已然准备在湖口建起2800米长的大坝，把湖水拦在自己的地盘里。

　　但专家认为，这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干预生态，无异于饮鸩止渴。

　　渔灾之年

　　“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

　　“你看今天的水位，10.5米不到，这还多亏了三峡补水补了1-2米。”

　　5月24日下午3时许，九江鄱阳湖入江口，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看着草洲片片的狭窄湖面说，现在，除了几只两三千吨的运沙船缓慢通行江湖之间，更高吨位的货轮与渔船悉数搁在了湖岸边。

　　周局长说，随着鄱阳湖水位的持续走低，鄱阳湖流域的数万渔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而仅仅是在去年，湖口县的一条渔船还能收入七八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事实上，老渔民们都清楚，鄱阳湖的汛期正是鱼类产卵繁殖期，只有湖面下有足够的水草，幼苗孵化后，才有充足的饵料保证渔产繁殖。遇到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甚至大片草洲露出的年份，鱼类产卵将无法保障，渔产必然大幅下降，渔民的生活也将难以为继。

　　“眼看着汛期就结束了，就算老天开眼，下几场暴雨，也于事无补。”九江市星子县南康镇传统的渔民村——大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家鹏忧心忡忡地说，去年水势好，全村渔业收入上千万元，而今年将锐减至两三百万元甚至更低。

　　“我活了70多岁了，没见过这样的大旱，一家六口全靠儿子的打工钱。”渔民张连才盼望政府今年能给些“救济”。

　　据早报记者了解，整个鄱阳湖流域的渔船已达上万只，涉及数万人，他们几乎没有耕地，捕鱼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唯一的生活来源。

　　虽说这样的大灾之年并不常见，但在张连才的记忆里，2003年三峡截流后，渔民们的收成已经整体降低了“两三成”。

　　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也表示，三峡蓄水后，江水倒灌鄱阳湖的场面已很罕见，“截流前，鄱阳湖每年的最高水位都能达到19.5米以上，截流后只有16至17米。水位偏低，水域面积锐减，对渔产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峡初期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在蓄水期，它会使鄱阳湖面积、容积迅速减小。”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院长董增川曾如是分析。

　　生态之变

　　“三峡建坝之后，泥沙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生态链条也被截断”

　　“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是巨大的。”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晓鸿认为，“三峡工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江湖格局’。”

　　据统计，经鄱阳湖注入长江的水量约是长江径流量的15.6%。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清澈的湖水源源不断汇入浑浊的江中，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供水。

　　5月24日，早报记者在九江湖口县鄱阳湖入江口处，仍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所不同的是：江水清而湖水浊。

　　研究资料证明，江湖两色的反向变化恰好始于三峡运行之后。

　　“因为三峡坝区截流以后，随着流动性减弱，大量泥沙沉降，透明度就会增加，其后果就是淡水赤潮更容易爆发。”同济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三峡建坝之后，泥沙的输送量减少，伴随泥沙而下的营养物质的天然循环的链条也被截断。

　　“比如说硅元素，对于近海的海洋生产就非常重要。如果缺少硅元素，赤潮和大型水母就更容易爆发。”李建华坦言，三峡建坝使得一个大的水系因人为调控而隔断，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操作方式，“最大的影响就是生态。”

　　早在2008年，河海大学董增川教授在《三峡工程对鄱阳湖的影响与对策》一文中就写道：“鄱阳湖有鱼类122种、鸟类310种，当长江流量减少时，会造成保护区内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间接影响鄱阳湖的植被、鱼类和鸟类。”

　　此外，三峡蓄水对江豚等国家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也构成威胁。鄱阳湖被视为江豚的最后避难所，现存江豚总数不足2000头，而在鄱阳湖“避难”的就有500多头。

　　“中科院水产所每年都会在鄱阳湖捕捞几十头江豚做观察研究，前年捕捞上来的20多头江豚，大部分又瘦又伤，因为前年鄱阳湖水位低，水草和渔产减少，船舶也运行在低水位，撞伤许多江豚。”鄱阳湖渔政局湖口分局的周局长说，去年鄱阳湖水位高，捕上来的江豚明显“身强体壮”。

　　在李建华看来，三峡工程对下游地区包括湖泊在内的生态影响不仅需要重新评估，更需要建立“长期、动态”的评估机制。

　　江湖博弈

　　“随着长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三峡建坝是为了在枯水期解决发电、灌溉问题，但这和下游，比如鄱阳湖之间必然有一个博弈的过程。”李建华分析，为了保障发电的利益，三峡企业要的是留足发电需要的水量，这跟下游湖区希望放水缓解旱情的初衷相反。因此，近期的三峡放水可以视作相互博弈的结果。

　　事实上，更为宏观层面的“江湖博弈”早就开始了。

　　2008年1月，鄱阳湖都昌水文站出现8.15米水位，创历史最低纪录。与此水位相对应的鄱阳湖湖面仅54平方公里，湖盆蓄水量1.53亿立方米，是1998年汛期历史最高水位22.42米时湖面面积的七十三分之一，对应蓄水量的二百一十五分之一。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江西方面认为，鄱阳湖流域降水和长江上游来水偏少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因，也有三峡水库2007年9月至10月蓄水的人为因素，“由于三峡大坝的拦截，长江水位低于鄱阳湖水位，湖水大量外泄，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可能就此成为历史的记忆。”

　　而三峡总公司方面随即回应称，江西的指责“没有道理”，鄱阳湖水位消涨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三峡工程。

　　这一争论后来上报到国家能源局，延至今日似乎依然无解。

　　但随着流域旱情和三峡蓄水的影响，江西省多年的鄱阳湖“筑坝之梦”被重新激发。2008年12月，江西省成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省长吴新雄亲任领导小组组长。

　　该枢纽的原方案是：在距长江27公里处的鄱阳湖北端，修筑一座长约2.8公里的混凝土大坝，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规划》涉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内容为两句话：做好水利枢纽前期工作，积极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各项工作。

　　《规划》获批后第三天，江西省政府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领导小组会议。省长吴新雄强调，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核心工程”。

　　挂在九江星子县南康镇宣传栏中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规划介绍显示，江西省已经选好在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市海会镇和东侧的高桥镇之间修筑这一水利枢纽工程。但时至今日，这一工程尚未开工。

　　对此，李建华认为，江西的做法同样是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干预水系生态的做法，是在用“三峡的手段”试图抵消三峡对鄱阳湖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来自国际生态领域的专家则担心，鄱阳湖筑坝会使长江中下游的水问题更加严重。“随着长江流域干支流各地抢水的加剧，今后武汉、南京壮阔的江面也许会变成一条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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