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深度周刊》2011年7月13日封面

　　眼下，国家海洋局正在评估此次溢油造成的生态损失，在专家们看来，尽管到岸油污不多、直观影响少，但上述长期效应仍有可能出现，以海水为生产资料、海洋为生产环境的养殖户就是受害者。

　　取证艰难

　　要确定溢油与养殖异常间的关系，大海捞“证”不亚于大海捞针

　　直接、间接的权益受损之下，养殖户的维权路却遍布坎坷。

　　溢油造成的损失，一般分为养殖损失与生态、渔业资源损失；前者的诉讼主体多是养殖户，后者则只能由政府来起诉。

　　对养殖户而言，要为自己的养殖损失索赔绝非易事；即使有直观的到岸油污，也远未水到渠成。山东青岛齐海律师事务所牛红岩律师曾代理当事人介入多起海上油污损害索赔纠纷，他向南都记者描述了较完整的取证过程。

　　“第一步是油。到岸的漏油，如果有条件，在当地找两位公证员现场录像、取样，做好证据保全工作，要注意合理性、广泛性，多取、有代表性地取，1000亩可以取 50个点。不但要证明油确实流过来了，还要证明油来自哪个平台或者船舶，这就需要专业鉴定机构对溢油的‘油指纹’进行提取后，再与相关历史记录作比较，以确定溢油的准确来源。蓬莱19-3事件里，我们知道是哪漏了油，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掌握情况的。上半年有个案子，我们明知道油是哪家公司漏的，甚至连哪个平台都清楚，但没证据证明这个平台漏了油，而无法排除运油船泄漏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虽然论证了很长时间，最后因为缺乏相关证据，暂缓索赔。”

　　“第二步是证明损失数额。不仅要由专业机构鉴定损失数额、和油污的关系，还要掌握漏油时自己确实在养殖的证据。养殖规模最好用录像的方式记录，画面上要有时间。”

　　牛律师承认，这样的取证过程对普通养殖户而言相当复杂，对单一个体的养殖户而言，成本也比较高昂，但“权利只有靠自己去维护”。

　　然而，更多情况下，找不到直观的油污，或无法判断油的来源，索赔就无的放矢。

　　烟台一位海洋专家透露，2006年的时候他曾负责为一家企业培育扇贝幼苗，总共投入了近百万元成本，却突然发现幼苗集体死亡。困惑了几天后，他在检测中发现，抽上来育苗的海水中石油含量高得惊人，正是水中的油分使脆弱的幼苗窒息。

　　“知道是因为溢油死的也没用，没法确定油的来源，不知道该找谁索赔啊”，这位专家透露，原本整个育苗池的幼苗能卖500万元，最后全军覆没，搭进了百万成本，企业损失巨大。

　　对没请专家的肖本灵、唐家云而言，要确定溢油与养殖异常间的关系，更是难上加难。正如大钦乡党委委员高宏伟所说，海洋的情况极为复杂，影响养殖的因素很多，无论是气候，还是不时肆虐的台风，都可能成为“杀手”，在缺乏科学调研的情况下，无法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溢油。

　　她也承认，一般只有出现到岸油污或其他直观影响时，政府才会采取措施，介入调查。

　　障碍重重

　　就算通过各种努力，掌握了基本证据，养殖户还可能不被立案

　　另一起渔民取证困难的案子发生在河北唐山市乐亭县。当了20年的渔民，鲁月波这辈子再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原油在海上一片片地涌过来，是以固体的形态，而不是想象中的薄薄一层油膜。2006年3月，乐亭县渔民们发现自家养殖场所在的渤海海域陆续漂来大批原油。4月上旬，溢油污染达到顶峰，附近渔民养殖的贝类、青蛤等纷纷死亡。

　　“大的像苹果那么大，小的像糖块、米粒那么大，一层一层地漂过来的。”鲁月波的手比划着油块不同的大小， “那油轻啊，在海水里漂着。涨潮的时候随着水漂过来，落潮的时候随着水往下沉。太阳一晒，没有了，沉到沙子里。再涨潮的时候，就是一层油了。”渔民们自发去捡油块，老鲁一个人就捡了二十多麻袋，多到没地方放时，附近的老百姓开始把油块当柴火烧。(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渔民们到处打听溢油的来源和污染肇事者，有关部门除了安排人力清除油污外，没有为渔民提供更多信息。海洋环境监测部门到现场提取溢油样品后，检测分析的结果也无人透露。(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油污是由一起海底盗油事件引发，2005年6月至12月间，犯罪人员多次在中石化胜利油田的海底输油管道上打孔盗油，造成原油外泄，但一直未被发现。

　　2006年3月1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中石化的职工在清理因为盗油泄漏的原油，由此发现中石化瞒报漏油事件将近一天。

　　两个月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指出，中石化在发生事故后未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及时报告，为此罚款5万元，并因溢油事故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罚款20万元。但又过了半年，直到2006年终，渔民们才从国家海洋局的《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相关情况。

　　抓到了“油耗子”，渔民们的维权之路依然艰辛重重。乐亭县的鲁月波、牛毅、高维华、陈长江、安进来、韩万江六位渔民通过司法方式维权，2007年他们在天津海事法院起诉了中石化、胜利油田以及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等央企。但在起诉书中，代理人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夏军律师引用的几乎都是媒体报道和环境公报。

　　夏军对此表示无奈，当时仅有的证据无法论证胜利油田漏油和渔民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渔民们手里唯一有把握的证据，是农业部黄渤海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各养殖场地损失报告。“这还是我们对农业部提出行政诉讼，农业部不得已才帮我们做的损失鉴定。”鲁月波说。据评估，他们六家经济损失总额为3000余万元。

　　针对上个月的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牛红岩律师表示，此次养殖户的损失就是直接损失，完全有权利以个人名义起诉中海油。“现在不确定的有两个因素，有没有科学结论证明鱼类和贝类死亡由油、烃类造成？第二个，油和烃类是否这次平台漏油造成的？”

　　“就算通过各种努力，掌握了基本证据，养殖户还可能碰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法院考虑到各种因素不给立案。去年大连中石油爆炸事件之后，当地老百姓就碰到这种障碍”，一位法律工作者透露。

　　高成本维权

　　养殖户索赔成功的“山姆轮案”：从5亿元诉讼请求到最终获赔5483万元

　　当索赔进入诉讼阶段时，还有新的困难随之降临，在维权路的尾声，为数不多的成功者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2007年初，马来西亚籍“山姆”轮在烟台崆峒岛海域搁浅，船底被礁石划破，造成漏油，油污一直从芝罘区蔓延到了牟平区沿海一带。直到2年后，41家养殖户、单位和政府部门才拿到总计5480余万元的赔偿，其中曲折一言难尽。

　　牛红岩作为5家养殖企业的代理律师，参与了这一案件。他告诉南都记者，我国国内类似案件少有获赔先例，原因就在于维权主体众多，总有2家以上的鉴定机构介入，鉴定标准不一致；在“山姆”轮一案中，从法院到律师都在探索破题的窍门，最关键的就是鉴定损失数额———在牛红岩代理的5家企业中，就有一家报告损失 2000万元的；其他原告中，更有一家将索赔额从8000万猛加到1.8亿元，光诉讼费就近百万。

　　“我们探索到，第一件事就是让所有人达成一致，选择同一家鉴定机构”，牛律师介绍说，该案原告41家、被告包括船东和保险公司2家，共有律师20余位，经过漫长磋商，选定了一家青岛的非常权威的鉴定机构，“鉴定方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走访了所有当事人，再通过1年半的理论、实验室操作，出具了大量报告，每份报告都有一本书那样厚，详细鉴定出了每家的损失数额。”

　　据了解，机构的专家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为了本案专门制作了一个数据模拟系统，将风向和洋流等条件输入进去，由电脑自动模拟出油的漂流过程，跟当时的现场照片比对，再按照死亡率、单价等计算出养殖损失。

　　此外，专家以专业方法评价生态损失，再用实操拖渔网的办法，与事发前比较捕鱼量差额，估算渔业损失。

　　“养殖户平时跟律师接触得比较多，了解取证的常识，现场照片、录像都是海量的，这也是最后能拿到赔偿的关键因素”，牛红岩表示。

　　41 家原告总共提出了5亿元诉讼请求，经过统一的鉴定，实际损失约2亿元，按照国际惯例和相关公约，最终由海事法院依据各养殖户损失数额的比例，对5483万元的油污损害赔偿基金进行了分配；据牛红岩所知，目前养殖户通过诉讼判决拿到赔款的案件可能仅此一例，展示着维权成功所需付出的成本。

　　眼下，他正密切关注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的进展。7月11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新的通告称，C平台仍有少量油花溢出，B平台附近海域仍有疑似溢油迹象，两平台附近再次出现油带，事件可能升级，也将影响到对溢油污染的评价。

　　此前，国家海洋局表态，除不高于20万元的罚单外，还要针对油田地区生态污染索赔，“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地方政府也在观察所辖海域变化，随时准备应对。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这是一件“好不容易冤有头、债有主的油污事件”，在法律环境的更新下，其索赔进程引人侧目。

　　不变的似乎只有渤海湾里忙碌进出的船舶和铺满半个大钦岛的海带。在这收获的季节，养殖户们将一车车海带收割上岸，祈祷开春时虾夷扇贝有个好收成。晾晒在地的海带给陆地包裹上一层咸腥的气味，在渤海湾太阳的照射下，照旧闪耀着幽暗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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