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杂志60年变迁史
第一个在中国杂志上露肚脐的女明星—张晓敏（周雁鸣）
在1980年代初，《大众电影》曾创下965万份的发行神话，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至今仍无人超越。现在，这个数字跌到了3万。这本曾经最辉煌的杂志走过的60年，是整个时代的60年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金鸡百花影城位于北京最好的北三环边。米花机，可乐柜，电子公告板闪着红黄字符，大小影厅红椅蓝墙。大厅门口摆着电子游戏机，小孩子上去按两下，身后追着年轻妈妈。
普通的现代化电影院，差不多都是这种轻松热闹的样子，卖力招引主流观影群——青年人和孩子。一点也看不出，三十多年前，这里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内部专用的评奖、研讨电影放映厅。
周三中午11点半，3号影厅的门开了，满满的观众涌出来，大厅里的气氛骤然不一样起来。他们几乎都是白发，大都穿黑、灰、咖色衣服。一两个穿海魂衫的年轻姑娘夹在中间，特别刺眼。老奶奶说着今天的电影不错，是难得的文艺片：“现在总是演撞车、爆炸，看得人眼晕！”
81岁的马锐夹在散场人群中。每周三影协会员可以来此免费看包场，这位《大众电影》的前副主编几乎每次都来。
即使已经过去30年，马锐仍然能骄傲地背出1981年世界四大通讯社同时发出的一则消息：“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发行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众电影》。”965万份的发行神话，至今无人超越。现在，这个数字跌到了3万。
2011年初，和马锐一起搭档十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离京赴沪，大年初五，为杂志现状嚎啕大哭。按《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描述：“现在的《大众电影》没有社长、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没有广告部。”也没有摄影师。“这么好的品牌被毁了！”而《大众电影》现在的团队认为，其实杂志运行正常，外界的关注只因当年太辉煌，对比太强烈——这本曾经最辉煌的杂志走过的60年，是整个时代的60年。
创刊：
我们每个人象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45年后，已经74岁的《大众电影》第一任主编梅朵还记得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尔登大楼362号创办《大众电影》的那一天。当年简易的二层楼此时已成了一所中学，每次路过，他仍会回想起那间偏南屋子里发生的种种：“我们都沉浸在解放初期的热烈气氛中，一种将要实现人类理想的希望，使我们每个人像唱着歌一样地生活。”
后来任副主编的唐家仁那时和梅朵一起，“像搬着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筑着《大众电影》这座房子。”他自豪地记得，《大众电影》创刊那一年，也是法国的安德烈•巴赞创办闻名世界的电影期刊《电影手册》那一年。
《大众电影》创刊号大32开，正文30页，画页极少，定价旧币1500元，只有封面和封底彩色印刷，却还选用了黑白电影的剧照。封面上，外国小男孩捧着水杯抬头仰望，眼睛忽闪明亮，那是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小英雄凡尼亚的剧照，贴合儿童节主题，也代表了梅朵们的希望：“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当然应该拍自己的电影，办自己的电影刊物，写自己的文章。”
没有什么钱，就依靠过去办《剧影丛刊》留下的一些纸头上马。编委会的名单赫然耀眼：编委主任夏衍，编委于伶、姜椿芳、杨帆、陈白尘、钟敬之……创刊号试印1万册，很快售罄，又连续加印了3次，还是供不应求。
唐家仁戏称当时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四个专职的编辑记者加一个兼职来搭把手的。半月刊的组稿、编辑、设计、采访、校对到印刷、发行，“四个半”全担了。
“每到校对的日子，大家一齐去到印刷厂，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阳春面，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相互之间总是那么亲密无间。”此时梅朵还兼任着《大众戏曲》的主编和《文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从早到晚忙不停：“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稀奇，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力，同时担负那么多工作？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一种为了美好理想而全力以赴的精神在驱动着我的生命。”
这正是梅朵神往的状态：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然而新生活崩塌得如此迅速，仅仅两年多后，因为在香港时曾与作家胡风有过交往，梅朵被撤去《大众电影》主编职务。受到冲击的不仅是主编。同年，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展开，“文艺整风运动”开始，《大众电影》停刊整改，不久迁到北京复刊，《新电影》杂志并入。“由于思想紧张，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刚开始那么生动了。”唐家仁回忆。
1957年，梅朵在“反右”运动中被彻底打翻，划为“右派”，先后送到河北、山西的农场和煤矿，劳动改造二十多年。
1962年秋，《大众电影》迁回上海，与《上海电影》合并。1966年，《大众电影》出完第六期(总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上海电影局大院的批斗会场上，打了红叉的《大众电影》经常铺一地。台上“黑帮”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台下红卫兵小将们津津有味地翻看《大众电影》。
复刊：
就是要美！被称好色之徒也要美
梅朵平反回到上海时，已是1979年。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已经被折磨成了瘦骨嶙峋、病痛满身的白发老者。梅朵扑向新生活，要把失去的旧岁月加倍找回来，开始创办《文汇月刊》。
正是整个中国万物复苏时，一千公里外的北京，《大众电影》也开始复刊了。
马锐此时调动到影协，他被问道：“你愿意到研究部研究电影呢，还是愿意到《电影艺术》，还是愿意到《大众电影》？”他一口答了《大众电影》。这位新中国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才子，“文革”以前办他并不喜欢的曲艺杂志，“文革”时被下放去烧锅炉。“文革”结束后，终于来到了喜欢的电影界。
选择《大众电影》是奇怪的决定，起码在马锐的领导、朋友、同学眼里是这样。“大众”是下里巴人，远没有阳春白雪的《电影艺术》受理论界欢迎。“他们说搞学术你还是不能去那儿，我说我不搞学术，就搞编辑。”因此，马锐成了《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
1979年1月20日，《大众电影》复刊，主编是著名编剧林杉，副主编是崔博泉和唐家仁。定价0.3元，印数50万册。二三十人挤在借来的三四间办公室里，分成影讯组、评论组、读者来信组、美编组，还有两个摄影记者。新的时间开始了。
刚刚脱掉灰衣服蓝衣服的人们太需要美丽了。这本经常被错读为《大象电影》、《大家电影》、《大泉电影》的杂志，伴着美人封面和郭沫若提写的行书刊名，迅速热销全国。
“就是要美！文字的美、画页的美、编排的美、内容的美，封面要漂亮女演员的漂亮照片。”马锐说：“定谁上封面，我们要了解各界人士喜欢哪些人，才去拍哪些人。拍好几卷胶卷，洗出上百张照片，请来摄影师、美编、美编室主任，有时主编也叫来，一块选，常常争论半天。”
“文革”停刊前，《大众电影》就因总用美人图作封面封底，收过批评信，比如刊登了英雄的照镜戴花图而不是视死如归图，“新中国的女教师是手里拿着辫子，似笑非笑故做媚态的样子”。批评信讽刺：“编者照顾了爱把美人图贴在床头上的小市民口味。”
复刊之后，同样的烦恼又来了。主编林杉悄悄对马锐说：“你知道吗，咱们同行里说我什么？好色之徒！就不能摘掉这顶帽子吗？”1982年第5期，张雁得了第二届金鸡奖影帝，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眯眼老爷子离俊男有很大距离。林杉跟马锐说：“摘帽的机会来了，拿他当封面吧。”尽管往年，影帝是帅哥也只能屈居封底。
不好色的结果立竿见影，发行量当期狂跌六十多万，下一期才涨回来。林杉只能认了：“咱还是当好色之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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