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政治问题
大讨论：
接吻照、电影法与政治问题
读者来信组是《大众电影》最忙碌的小组。“最多的时候有3个人专门看读者来信，必要时组长能动用全影协的年轻干部，甚至从外头请人来帮我们看。”马锐常对编辑说，切记“大众”二字，忘记“大众”就没有《大众电影》。杂志每年在北京起码召开4次读者座谈会，请来各行各业的读者。记者去外地出差也常组织这样的座谈会收集意见。
第一次发行高峰突如其来，正是因为读者来信。1979年第5期，杂志封底刊出了英国爱情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王子与灰姑娘在蕾丝裙和手棒花中闭眼拥吻。6月，编辑部收到了署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的来信，质问“你们在干什么”，后面连跟3个问号。
这位新疆兵团的政工干部“非常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毛主席生前多次教导我们‘洋为中用’。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
最后，问英杰带着挑衅口吻写道：“你们如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9亿人民鉴别一下，那才算是‘百花齐放’，有点‘民主’的气味。否则，我只能认为你们做贼心虚。欠人民的账是一定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大众电影》全文刊出此信，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上万封来信寄到编辑部，“我们临时从外面调十多个学生，晚上连夜看，重要的挑出来我再看，我看的起码都有一百封以上。”马锐说。
三十多年后回望，这封信和那场大讨论成了许多现代人眼里轻飘飘的花边笑话，只见证着那个时代的性压抑和禁锢。但马锐记得，引发大讨论的关键是，问英杰没把这当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当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刚刚3年，“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全国人民都有这个担心，问英杰代表的就是极左的那一批人。”
刚刚复刊时，《大众电影》就登过夏衍的文章《祝愿与期望》：“大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但大众之中受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人还不少。因此，《大众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用耐心的、心平气和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来帮助那些还有极左思想的人逐步地觉悟过来。”
“为什么能来1万封信？为什么发行能到965万份？因为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是走在前头的。”马锐记得1万封来信中97%都支持《大众电影》：“全国很多报刊编辑部给我们打电话，说谢谢你们，你们走在了前面，我们作你们的后盾。”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气候虽乍暖还寒，尺度却不小。1981年第一期《大众电影》头条，马锐以“金戈”的笔名发表了《立电影法，杜绝横加干涉》，列数诸多电影如何被粗暴干涉审查，呼吁电影立法。
“无法，则谁官大谁说了算，谈何艺术民主。无法，往往给嗜发禁令者、极左整人者以可乘之机。无法，则建国以来忽紧忽松、放放收收的历史还可能继续写下去。”这样的铿锵句子，即使在今天的电影界，也不易出现了。
“为了这篇文章，上级来杂志社对我召开批判会。当时很多电影，比如《天云山传奇》、《庐山恋》、《人到中年》，都受到有关方面批评，我们《大众电影》就支持，就发文章肯定。当时左的东西还没有批判够，我认为到现在，左的东西还没有批判够。”马锐说。
百花奖选票：
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利
每月10号是《大众电影》的发行日，北京、上海等地邮局门前都挤满了等待购买的人群。编辑部派人去邮局门口了解销售情况，还常能捡回些读者抢购时丢在现场的手套、帽子。某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也是常常听闻的段子。
“每期总结会上评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好，读者来信是很重要的标准。来信多的给编辑记者的奖金也多。”马锐记得，有一个读者很欢迎的栏目，以“小向导”的身份讲述这一天电影是怎么拍摄的。第一篇马锐亲自写，发在1982年4月号，讲谢添怎么拍《茶馆》，署上笔名“金戈”。五十多岁的副主编犯起淘气，装成是刚来没转正的实习生，在稿子里向读者撒娇：“如果觉得我这篇写得还可以，请大家来信支持我，让编辑部给我转正。”
马锐依然记得，收到小一百封恳请让金戈转正的读者来信有多感动。“还有女同志来信说咱们可以认识一下，哈哈！”
此时的《大众电影》，崔博泉主外，广交朋友；马锐主内，专攻版面内容。《大众电影》和文艺界、体育界甚至科学界诸多名人来往密切。赵丹、白杨、张瑞芳、谢晋、谢添经常到编辑部来聊天，座谈会上不仅有群众和电影界名人，还来了排球名教练袁伟民、画家范曾、“铁榔头”郎平、歌唱家李谷一等。崔博泉带着大家跟演员打成一片，大热天衣服一扒，就在唐国强家的防震棚喝酒。甚至“每年大家到郭沫若家春秋两次聚会”，“宋庆龄的秘书收不到杂志就会打电话来问：《大众电影》怎么还没来啊？”
杂志的巅峰是和百花奖一起来临的。这个由群众投票选出的电影奖项创立于1962年，前两届颁奖仪式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有出席。1980年，中断十多年的百花奖举办了第三届评选，选票随《大众电影》发放，收回近140万张，远高于第一届的11.7万张和第二届的18万张。1981年，第四届百花奖收到的选票高达200万张。
在那个走后门才能订到一份《大众电影》的年代，200万张选票背后，可能站着十倍百倍的人。他们以何等的严肃和认真投出近乎神圣的一票。
有两千多名学生的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只有4张选票。于是，学生会印制了预选票，每10人一个小组，经过讨论填写一张。学生会公布预选结果并综合分析，再由班级文娱干事讨论，最后才填写选票。这样进行预选的学校、工厂、部队比比皆是。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县只订到一份《大众电影》，由彝族、藏族的5位县人民代表分头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坐在一起讨论填写。安徽读者何天夫一家七口，开了两次家庭会议才填好惟一的选票。黑龙江省的吴宁，和远在塞北草原的未婚妻合看一本《大众电影》，为填选票两人千里飞鸿反复商量。
“请给我一张选票，我要和千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利。”诗人邵燕祥专门为此写诗《给我一张选票》。数学家华罗庚每次都亲自投选票，也写了一首诗，说电影和科学的关系。
谁得票多谁得奖的原则并非畅行无阻。“有关部门曾经要百花奖不完全由群众票选，我在会上非常抵制，最后我搬出周总理的话反驳他们：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论者是人民群众，不是什么专家领导。规矩总算保持住了。1981年，领导很不喜欢《庐山恋》，但群众投票选出了，它就是最佳影片。”马锐说。
现在的百花奖已成隔年举办，评选范围不再是评奖年度内上映的所有国产故事新片，而是多了个候选名单，只入10部。“这是一层限制，某些影片你不让它上候选名单，就不可能投它呗。”群众投票结果也沦为参考意见，据此只选出提名奖的前五。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抽取出的101名幸运观众，在颁奖典礼现场按表决器投票，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百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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