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纷至沓来
指责纷至沓来，历年不断：评选不透明、暗箱操作……
2006年，获得过第4届百花奖和第1届金鸡奖影后的张瑜又一次站上百花奖候选台，离她因《庐山恋》得奖已经过了25年。这一次，张瑜因《任长霞》获提名，在群众投票阶段名列第一，但在现场评委手中，她败给了刘若英。“116万人的选举结果早就出来了，为何要这99个现场评委？到底谁能代表民意？”张瑜质疑。
这也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那些以神圣态度投出选票的人们渐离百花奖时，视百花奖为殊荣的明星也越来越少了，甚至被提名的大腕不来现场领奖，都渐渐成了一种习惯。
电影的衰落
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1980年代初，除了《大众电影》的发行神话，《电影故事》、《电影新作》、《电影画报》、《上影画报》等电影杂志也是销量过百万。
1983年，《大众电影》发行量从顶峰的九百多万滑到六百多万，但仍是老大。这一年，全国实行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台的政策，电视节目覆盖率开始骤增。电影不再是惟一精神消费品，地位逐步下滑。
1984年，《大众电影》发行量跌到四百多万，被《故事会》的五百多万超过。1986年，其他电影杂志都跌出了发行量过百万报刊行列，《大众电影》还有两百多万。1989年起，《大众电影》也跌出了百万行列。这正是我国电影观众数量剧烈衰减时期，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更是下跌迅速。
但《大众电影》的影响力依然惊人。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记得，1985年《大众电影》刊登了电影《红衣少女》的封面，那年夏天，北京女孩穿红裙子的就特别多。1993年，演员马羚穿着无肩低胸高开叉银色亮片裙登上《大众电影》封面，因这一张性感照片，之后5年内找她的角色都与性感有关。
“《大众电影》的通俗性并不是迁就大众，不是制造欲望的消费品。知识性栏目与批评讨论栏目始终是《大众电影》最努力经营的方面。”《电影艺术》杂志主编吴冠平研究了1979-1989年黄金时期的《大众电影》后，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写道：“没有像样的文化工业支撑着它，反而常常是在对文化工业的阻碍和破坏当中，制造自己的文化偶像；没有目标明确的大众时尚需求，反而是在一种本能质朴的情感中，创造了自己感动读者的力量。《大众电影》通过对电影专业知识的普及来达到提高和改造大众的目的，又通过批评讨论类栏目形成对国家电影的某种监督。”
1991年，年事已高的崔博泉和马锐同时退休。《大众电影》的编辑风格在新社长蔡师勇的主导下开始改变。学者气质的蔡师勇，擅写电影评论和理论，不喜欢交际，连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只参加开幕式讲话。他强调评论的独立性，不主张编辑记者和演艺圈走得近，每年几次的读者座谈会也不再召开，杂志之前积累下的各界朋友渐渐疏远。
“每天下午4点准时下班回家。你听到老蔡办公室的关门声，就知道4点到了，准没错！”《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说。
入狱的社长
2009年12月17日，周雁鸣举着横幅“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站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全体大会场上。“当着两百多号人，《大众电影》常务副社长翟建农宣布了两件事：一个是《大众电影》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一个是《大众电影》原社长蔡师勇私分国有资产被判刑。”周雁鸣说。
破产的说法被影协否认了，但71岁的蔡师勇确实被判有期徒刑4年，会计贾文华也被判刑3年。起诉书指控二人“在《大众电影》杂志社任职期间，于1997年至2000年间，违法使用国有资产为该社人员购买商业保险，数额总计为554万余元。”
周雁鸣一提起这事就怒不可遏：“老蔡一生光明磊落，没报销一张车费和饭费，检察院都查不出个人问题，不相信有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还有贾老太太，就是执行本职工作而已，她在影协口碑极佳，就这样被毁了！”
在1984年底成立杂志社之前，《大众电影》职工和公务员待遇相同。“960万份的时候，每天纯利润都可以拿到1万块钱，那是80年代啊，不得了的，我们二十多个人要分了它，都是大富翁了。但我们奖金和影协的清洁工是一样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库。”马锐记得。
成立杂志社后，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大众电影》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1990年代，正是国企纷纷破产时，职工下岗成了最常见的现象。《大众电影》发行量一路下滑，赚的钱少了，职工人心惶惶。说是事业单位，但因为企业化管理，职工享受不了国家核拨的工资，更别提退休金；说是企业化管理，又因为是事业单位，不能加入国家社保体系(直到2003年才加入)。夹在这种两头不落的尴尬地带，是许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共同困境。
1993年11月，蔡师勇召集全体社委会委员开会，讨论后集体决定为退休职工购买养老保险，交由财务负责人贾文华执行。执行前，蔡师勇还叮嘱要向上级主管财务部门请示一下，这么办是不是合法。
《大众电影》虽是影协下属单位，但在财务上独立，直接归属文联管理。当时的中国文联计财处处长赵兰英证言：当时贾文华找来，问杂志社用自有资金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行不行，赵觉得是好事情，但当时国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赵兰英又咨询了财政部文卫司经费处处长傅东，他也说是好事，不违规，还解决了一个社会大问题。
上级主管单位领导和财政部都这样说，蔡师勇认为应该没问题了。1994年开始，《大众电影》杂志社给退休职工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在许多职工要求下，范围又扩大到在职职工。
11年后，2005年2月，蔡师勇退休不久，中国电影家协会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举报蔡师勇和贾文华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这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中增加的新罪名，1993年决定买保险时，还没有这条。
调查持续了四五年，周雁鸣记得：“那期间大家陷入内战了，每天都是调查，人人岌岌可危，哪有心思弄稿子。新社长也不看稿子，以前老蔡每篇都看，要签字的。”
公认的好人老蔡现在安静地呆在监狱里。女儿蔡小松说，现在只是家人去看望他，朋友们去不好申请：“爸爸在那里过得还可以，他不认罪。”
今天我们还需要《大众电影》吗？
“这样的照片，怎么可以放封面！”《大众电影》退休摄影师张苏妍拿着几期新的《大众电影》，还没翻开就生气了。照片上的徐静蕾，拗腰坐得远远的，几乎认不出来，旁边打的灯、扯的线，一股脑都堆在画面里。
当年主打美人图封面的《大众电影》，已经没有自己的摄影师了。现在的每张图片下都写着“由XX剧组提供”或“由XX公司提供”。这对当年随便拍各种最红明星的张苏妍来说，简直是耻辱：“就算现在是经纪公司制，明星不像以前那么随和好拍，但也不能完全没自己的图片吧。”
消失的还有广告部。哪怕在1950年刚创刊时，《大众电影》正文的最后几页都刊登过广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时登一些“近视治疗仪”、“白发变黑发”、“彩色照片扩印”广告。现在，惟一的手表广告占着封三已经很多个月。“那是为撑门面白给登的，五六年前就没有广告部了。”周雁鸣说。
周雁鸣几乎每天去编辑部，北三环东路22号的一整层楼。这在北京是寸土寸金的地段，但每次走上来，十几间屋子大都清冷地关着门。
周雁鸣和一个同事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杂志社的年轻同事几乎不跟他们来往。“孩子们不敢过来，怕领导知道。”周雁鸣说，蔡师勇入狱后，不少老同志都和杂志社现任领导闹僵了。
年轻记者小李(化名)在《大众电影》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在高跳槽率的媒体行业已属难得。答应使用化名后，他终于肯小心地说几句：“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杂志，采访写稿正常，收入正常，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不堪。我们也不想介入领导的历史纠纷。”
现在的《大众电影》没有主编，社长由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胡子光兼任，实际的内容负责人是常务副社长翟建农。
翟建农1995年入社做编辑，那已是《大众电影》的衰退期。“其实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调整，比如2005年以前杂志跟电影创作相对脱离，后来改成要和市场保持同步。应该报道的电影我们基本都报道了。现在大环境就是这样啊。”
马锐不同意“大环境”说法：“不是电影走入低谷了，电影杂志就一定要走入低谷。”他极不满意现在的电影评论：“应该是批评坏的，肯定好的，现在这些任务全没了，全是吹鼓手。我最后写的两篇影评都是批评文章，现在不写了，写了也没地方发。现在叫宣传，你不管好坏都说好，那是宣传吗？那是吹捧。”
今年7月，演员马羚站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室里，“今天我们还需要《大众电影》吗？”主题辩论正在进行。马羚大声喊：“《大众电影》它是公正的、是中间的。现在你们是被制片方忽悠进电影院的，没有一个公正的杂志告诉你这个影片是怎样的！”这是经历过黄金时代《大众电影》的人都无法忘记的。
(实习记者苏希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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