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智君(云南信息报记者)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民主逐渐成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一种重要形式。2009年发生在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1月28日，24岁的男子李荞明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事拘留，并羁押于晋宁县看守所，因为看守所管理混乱，他被牢头狱霸打死，为逃避责任，牢头狱霸编造了李荞明在“躲猫猫”游戏中不慎自己撞墙死亡的谎言，公安机关在没有深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草率公布了这一情况。

　　2月13日《云南信息报》报道了公安机关“死于躲猫猫游戏”的说法，立即引起众多网友的质疑，“躲猫猫”也成为当年的网络第一热词。面对高涨的舆情，云南省委宣传部迅速组织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邀请网友和社会人士参与调查，开了邀请网民参与重大敏感问题官方调查的先河。在舆论的监督下，案件真相得以查清，晋宁县公安机关和看守所有关领导受到行政处分，渎职民警获刑。新浪传媒回访《云南信息报》记者上官智君，以下为记者手记。

　　专题：云南“躲猫猫”事件始末

　　我与躲猫猫有关的故事

　　上官智君(云南信息报记者)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有人要我说说《看守所里面的致命游戏》这个稿件的出炉过程。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无法在这里道尽所有细节，但我想说的是，“躲猫猫”事件的采写过程，确实充满了艰辛与困难，这更像是一部流行的间谍片，我像个“特务”，在与警方斗智斗勇的同时，我还需要照顾受访者的感受，以及拿回最为真实可靠并且有用的信息。

　　可是，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这样的艰辛并不算什么，因为相比起李乔明在看守所遭遇到的，这些不过都是“小儿科”而已。”

　　其实时间真的是记忆的最大杀手，三年多时间，有关“躲猫猫”的回忆正在慢慢淡去，然而如果非要回忆点什么，我想，有两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

　　一是我躲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的角落里，采访死者李乔明的父亲李德发时的场景，当时的楼道空旷寂静，除了消毒水味，什么都没有，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这名因丧子而憔悴不堪的父亲，却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面对公安机关的托词，甚至只能用小声的哭泣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当天，在接近半个小时的哭泣后，这位父亲突然告诉我，他通知了很多媒体，却没想到只有我一个人赶来医院帮助我。冷漠让他一度绝望。

　　第二个场景，是在整个案件有了结果之后，相关责任人得到应有的处罚，网络上、各种媒体上，一片欢腾。有人甚至形容我的这个稿件“促进了中国的司法改革，为看守所与公安的分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就是这两个有关“躲猫猫”事件的场景，在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或许，在整个躲猫猫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只学会了一件事情——在万众欢腾的时候，要学会聆听；在一片沉寂的时候，要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

　　一包带体温的香烟

　　那包价值22元的香烟，现在还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面。

　　我依然记得李荞明的父亲李德发将这包烟塞到我怀里时候的情形——那时候采访已经接近尾声，在医院阴暗的楼道里，这名憔悴的中年男人，忽然将手伸进衬衣口袋，小心翼翼的掏出一包香烟，然后以极快的速度塞到了我的书包里。

　　这香烟显然是刻意准备。因为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完全可以感觉到还有李德发的体温沾在上面，他一定是将这烟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并小心保存。除此之外，在我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李德发也始终只是抽那种价值3.5 元的廉价香烟，我根本没想到，他身上还带有这样一包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奢侈品的东西。

　　我不会抽烟，面对李德发的这包香烟，我习惯性地想要推辞。可从他眼里那种小心翼翼却又极其期盼的眼神中，我发现，他想让我站在他那一边，并且帮他一把。

　　如果推辞掉这包香烟，对于他或许也是一种伤害。因为这个看上去多少有些木讷且胆小的玉溪北城镇农民，正鼓足勇气以这样一种小手段，来“讨好”面前这个几乎与他儿子同龄的年轻记者。对于他来说，这应该是自己能找到的可以为儿子伸冤的唯一途径。

　　面对眼前的情形，我承认我当时几乎是完全站在他这边了，我甚至有些可怜面前的这位父亲——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儿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家里没钱，警方又是那样的敷衍他们。

　　为了表示我重视这件事情，不会草草了事，且不会站在警察那边，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非常爽快地接受了这包香烟。当时我甚至在想，是不是要当着他的面拆开这包香烟，然后点上一支，再悠悠地吸上一口，像个老烟民那样。

　　最终，这包香烟还是原封不动被我带回了报社，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打开过。

　　我不知道接受这包香烟是否属于“职业受贿”抑或“职业福利”，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完全站在他的立场的做法是否合乎新闻采访的规则。总之，必须要承认的是，之后我在写这个稿件的时候，确实有了一种悲悯或者说同情的情绪在里面。这情绪贯穿整个稿件的的写作过程，影响了稿件的行文布局以及语言风格。

　　这种情绪化的产物，后来被一些人评价为“太过煽情”，不过，也有媒体说这稿子“严谨而不失感性”。

　　在这事过去后不久，我曾与同城另一媒体的一位好朋友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一直自责于当天好像过于偏向处于弱势的李荞明一家，有违新闻采访必须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基本原则。

　　他安慰我，说新闻记者，本来就该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何况人文关怀也是记者除了及时报道新闻事实外的另一重要职责。

　　这些话，让我释怀不少。

　　产科里的对话

　　除了这包香烟，当天的采访，如今我大部分的印象，几乎都停留在了与警方周旋的过程当中。

　　还记得当天(2009年2月12日)上午10点半，在接到线索后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迅速赶到了医院。

　　在来云南信息报之前，我在云南本地的另一家都市类媒体干了3 年多，一直做社会新闻，而老东家安排我跑的口，也正是医院。因为有过一段整天在各大医院进进出出的经历，于是对于抢救李荞明的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异常熟悉。

　　到达医院之后，我先上脑外科所在的11层，果然如意料中的一样，电梯门一开，外面黑压压站满了警察，几乎整层楼都是。随后我在陪护人员休息室找到了李荞明的父亲以及一些家属。他们当时正在与警方协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可谈判仿佛又陷入了僵局，双方在一种尴尬且微妙的关系中，保持着长时间的沉默。

　　由于双方的冷场，我想要旁听一下细节的愿望只能落空，于是我准备先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出于过去的关系，脑外科的医生倒是非常配合，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李荞明的病情、死亡原因，甚至还悄悄给我看了李荞明的X 光片、病例以及死亡通知书副本。在我离开医生办公室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可以让人带我到医院停尸房看一下李荞明的遗体。

　　上午11点，在看过李荞明的遗体之后，我直接找到了还在与家属谈判的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他在看了我的记者证之后，表示事情还在调查中，没出结果，所以无法接受采访，并表示“由于家属现在处于悲痛中，同样不能接受采访”，随后还派了民警将我直接“护送”出医院。

　　出了医院，我当然不甘心采访就这样轻易结束，我连李荞明起码的受伤原因都还不知道。围着医院绕了一圈，确定后面护送我的警察离开之后，我从医院西面那道平时只有垃圾车才会走的侧门悄悄绕了进去。

　　在到达医院住院大楼后，我给李荞明的舅舅，也就是向报社打电话求助的人发了短信，我说那么多警察在场，不方便采访，我要求他们到7 楼的产科住院部与我见面详谈。

　　短信很快得到了回应，大约10分钟以后，李德发以及李荞明的舅舅就出现在了7 楼。就在一片初生婴儿的啼哭声中，我们在产科住院部电梯后的阴暗角落里，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颇有些内向的李德发少言寡语，大多数情况都由李荞明的舅舅代为转述，他只是在旁边木木地听着，偶尔说话，也只是更正舅舅说得不对的地方，说完即止。

　　当时，在谈及李荞明的死亡原因时，李荞明的舅舅说，警方跟他们通报过一次，说其是因为在看守所跟人“躲猫猫”不小心撞墙而死的。

　　一条沉重的“大鱼”

　　尽管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兴奋有些太不人道，不过，在听完死者家属们转述的警方解释之后，我确实一下子激动起来，甚至有些高兴，我知道，我可能抓到一条“大鱼”了。

　　采访完家属，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底。中午12点半，我再次回到11楼，找到了早上将我请出医院的晋宁县公安局负责人。

　　对于我的再次到来，这名负责人显然有些意外。我不停追问李荞明受伤的原因，民警不愿意正面回答，于是我转述家属的说法，最终，警方说，李荞明是在玩游戏时撞到门所伤。

　　我继续追问，玩什么游戏？

　　警方说，“捉猫猫”。这属于云南当地方言，后来在写稿时，我改成了大家熟知的“躲猫猫”。尽管，后来警方通报时曾更正玩的是“瞎子捉鱼”的游戏，但游戏到底叫什么，已不重要。

　　结束医院的采访，我决定赶到晋宁去看一看。我先到晋宁县森警大队了解了李荞明被拘之前的一些情况，然后又到隔壁的看守所，希望能得到允许，进去与李荞明同监仓的嫌疑人见上一面。

　　虽然我一再要求，然而进入看守所的要求当然被反驳回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坚持，除了一股傻劲，更多的，还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所带来的那种

　　“无畏”——看守所是不允许无关人员探视的，甚至于嫌疑人的家属也不允许。我不了解这样的规定，所以还理所当然的认为警方不让我进去是有意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