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

　　3天，63个小时，正厅级“雷冠希”倒下，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

　　11月2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经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定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此前，倒在雷政富之前的，还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剑阁“节约”局长曹正直，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董锋，陕西“表哥”局长杨达才、被女主播揭发的市人大代表孙德江等。

　　而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现任兰州市市长袁占亭曾佩戴多块名表。12月5日，甘肃省纪委相关人士称“已在核实相关情况”。

　　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反腐一动，倒下一片。

　　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一旦空投进庞大诡秘、纷繁芜杂的微博世界，其产生蝴蝶效应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惊人的。那么，围观反腐这种急剧的发酵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

　　围观就是力量

　　“小号”的逆袭

　　今年8月，“中山纪检监察”接到线索，时任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的梁国影，篡改儿子公务员考试成绩，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很快，“中山纪检监察”通过微博发布信息，将对举报信息展开调查，并通过微博同步发布相关进展，赢得了网友的一片叫好声。

　　据中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君能介绍，中山市纪委接到举报后，次日就成立“8·01”专案组展开调查。一周内，“中山纪检监察”官方微博先后4次发布案件进展，获得了网友的一致肯定。

　　“目前看来，微博最重要的功能是收集线索。”据广东省中山市纪委工作人员张元(化名)介绍说，第一条线索来源于“私信”，“有人发私信给我们，透露重要信息。”在此之后，“‘私信’数量越来越多，案件的证据、细节也愈加丰富，大量‘私信’来源于不同的微博，都是‘小号’。”

　　“小号”通常指微博用户中新注册者，“关注”、“粉丝”量都不大。张元推测，可能有人匿名注册了多个账号，发送不同的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吧，以免暴露身份，引发麻烦，遭到报复。”

　　同时，重要信息被多个“小号”编辑成微博发出，并得到了上千次转发，事件很快得到众多网友和有影响力的“大V”们(比较有影响力的实名认证微博)的关注。“事件一旦扩大，信息源就会迅速增多。”张元说，很快，多个微博都通过“私信”和“@”的方式向“中山纪检监察”提供线索。“其中有事件的知情者，也有被检举者的相关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和相关事件的信息，事件查处相较于普通案件而言容易很多，因为证据多、线索多、信息多。”

　　在处理过的多个检举事件中，该事件被张元评价为“线索最多，证据最充分，最重要的是时间最快，效果最显著的案件。”当然，一切都要归功于微博平台。“它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成为检举者和推动者。”

　　公检法如何处理微博举报？

　　公检法机构开通微博是一次遍地开花的“基层革命”。

　　《2012年度新浪政法微博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数量达17550个，其中政法机构官方微博11450个，公职人员微博6100个。通过新浪认证的政法微博，核心力量集中在基层，县处级以下基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微博占全国政法微博的86%，是政法微博组成的主体。同时，厅局级政法微博尤其是机构微博，数量虽少，但综合影响力更大。

　　“基层机构和官员本来就人数众多，处于行政金字塔的底层，另外，基层机构更便于尝试，是体制改革中较为轻松的一环。”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评价说。

　　在地域分布上，政法微博已覆盖全国，据新浪微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底，政法微博数量最多的5个地区依次为河南、江苏、山东、福建、浙江，五省总数占全国政法微博总数的49%。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2012年腾讯政务微博报告》显示，在腾讯平台上，共有45030个党政机构微博，25054个党政官员微博，总计70084个政务微博。政务微博总数超过3000 家的地区共有7个，其中浙江以5639 个位居第一。

　　“‘政务微博地图’显示，江浙沿海地区微博比较活跃，与之对应的网络舆论也较为发达，这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喜的是，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微博发展迅猛，政务微博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在腾讯十大检察系统机构微博排行榜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以230791的听众数和19300的微博数位居榜首，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总结说，开通微博一是为了宣传自己；二是为了司法公开；三是希望形成窗口和平台，聚集各级检察院的力量；四是看重微博的时效性，更好地联系政府机构与民众的关系。

　　开通之初，赵安金也怀有顾虑。“之前媒体和民众对于个别案件，如躲猫猫、少女卖淫事件的过度炒作使司法机关承受了一定压力，开通微博后言论更开放了，我们害怕不仅没有形成正面效果，反而影响监察部门形象。另外，很多领导对微博不了解，认为它是妖言惑众的地方，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当宣传处提出开通微博的设想后，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复。赵安金认为：“未来微博举报会成为比电话举报、文字举报更重要、快捷的举报方式。”

　　如今，该官方微博由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运营管理。“对外就我一个人，但我们也有拍照、收集资料的人员，都是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赵安金介绍说，微博的主要内容包括惠民政策监督、鼓励民众建言献策、提供法律咨询等。

　　据赵安金介绍，在接收到微博举报的信息后，“第一步，我们会做文字舆情报告，提交给检察长；第二步，检察长会批示，并转给反贪局等具体的职能部门；第三步，具体职能部门展开调查。”

　　“我认为微博的主要功能还是提供线索，然后由专职部门调查取证。”赵安金介绍说，常规反腐渠道一般是纪检部门先行调查，掌握线索并取证后交由检察院，“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相比之下效率不高。”而微博反腐可在接到线索后由检察院直接介入调查。“检察院调查后发现构成犯罪，直接处理、立案、交予法院，如果不构成犯罪，交回纪检监察部门做行政处理。”

　　爆料与“人肉”，狂欢与阴谋

　　并非每一条举报微博都能迅速地被有关部门发现、甄别和处理，更多的举报都被扔在这个大酱缸里，任其发酵。爆料层出不穷，参与“人肉”(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机器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的网络社区活动)的网友乐此不疲。反腐狂欢背后，阴谋论盛行。

　　微博举报：更廉价、更方便、更安全

　　今年4月13日以前，在安徽省利辛县国土局任职的周文彬还并不清楚什么是微博，但很快，在听从了网友的建议后，他开通微博，并以“自首式举报”的方式直播参与单位贪污行贿的全过程。他没有想到，他自此成为“中国微博实名反腐第一人”。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周文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核裂变式的群体“围观效应”迅速把他推上风口浪尖。“微博反腐是一种新的形式，是媒体监督的延伸，是‘谤讥于市朝，而达于朝廷’。”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抓人：被选择与被鉴定的

　　“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张振良表示，很多官员都表示不会开微博，也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今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新浪“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

　　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我认为这件事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称“花总”)的网友是这件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是最权威的“鉴表专家”，还是在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并没有给同样反腐的周文彬带来信心，相反，他并不认同此事，“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推手和团队炒作的结果。”

　　“花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没有团队，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寻找线索，引发思考。”这个拥有13万粉丝的神秘幕后推手被网友封为“民间反腐斗士”。但他说，“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花总”认为，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

　　“花总”介绍说：“我曾公布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微博应该是补充”

　　“表哥”事件后，“表嫂”、“表叔”层出不穷，在很多民间反腐人士看来，推动针对官员的“鉴表活动”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总”却认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鉴定’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都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花总”分析说，“这个事情的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微博作为公开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狂欢和阴谋论的盛行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先入为主的想象，认为名表就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官民互信的根基处在悬崖边上，‘鉴定’和舆论压力是民众不满情绪长期压抑的出口。”

　　“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他希望借此建立官民沟通的空间，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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