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相是媒体使命也是职业底线

2013年01月07日13:46 新闻记者

　　追求真相是媒体使命，也是职业底线

　　——由《太阳报》歪曲报道“希尔斯堡事件”带来的思考

　　■谷一飞

　　【本文提要】历经23年，英国“希尔斯堡事件”真相近日终于揭开——警方利用舆论误导公众逃避罪责，而媒体的角色完全错位，不仅未能客观公正，反而以真相之名传播谎言，其结果间接导致真正肇事人逍遥法外且无辜者蒙冤数十载。本文以《太阳报》对“希尔斯堡事件”的歪曲报道为切入点，解析导致其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带来的深刻教训，进而研讨其对当今国内体育报道的借鉴启示。

　　一、“希尔斯堡事件”报道的来龙去脉

　　1.“英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对真相的隐瞒”

　　“希尔斯堡事件”是指1989年4月15日，在英格兰谢菲尔德“希尔斯堡球场”发生的群体踩踏惨案，共有9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一些媒体将所有罪责归于当时在场的利物浦球迷，作为当时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更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问责作为头版头条刊登。

　　时隔23年，即2012年9月12日，事态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听取希尔斯堡惨案独立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报告后，在国会下院向事件受害者发表了一份“完整道歉声明”，对他们遭到的不公平对待表示道歉，并表示“利物浦球迷不应该成为希尔斯堡惨案的罪人，相反，利物浦球迷在那次事件中也是受害者”。他特别提到，此前一些报纸关于希尔斯堡惨案的报道是失实的，对利物浦球迷酗酒以及暴力行为的报道是无稽之谈，“这样的错误对受害者的家属带去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①

　　作为对卡梅伦道歉的回应，《太阳报》也立即发出声明：“23年前对希尔斯堡惨案的报道，无疑是《太阳报》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太阳报》对于惨案不真实的报道损害了利物浦球迷的声誉，包括96名遇难者，这是《太阳报》永恒的耻辱。那个报道是不准确、无礼的，那个版本并不是事实的真相”。②

　　随着英国政府和《太阳报》双双低头道歉，意味“英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对真相的隐瞒”终于揭开黑幕。但道歉和声明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终结，不谈对于受害人应藉此诉诸法律追究责任追索赔偿，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也亟须从此次教训中探究深层次原因并引以为戒。

　　2.历时23年的“正本清源”

　　导致“希尔斯堡事件”发生的症结在于球场结构问题和组织秩序混乱：比赛开始后尚有5000名利物浦球迷未能入场，警察开启大门却没有给予必要的引导，致使急于观看比赛的数千球迷涌向同一看台，互相拥挤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伤亡。尔后为推卸责任，一些高官捏造对利物浦球迷耸人听闻的指责，同时也将其态度灌输给了媒体，声称：“球迷的酗酒和没票球迷的拥挤造成了惨案”。③球场所在的南约克郡警方也在事件报告里称这场惨案是“利物浦球迷谋杀了利物浦球迷”。④《太阳报》进而展开大肆报道，严厉指责“利物浦球迷应对灾难负全责”。⑤

　　有了舆论环境的铺垫，1991年3月28日，英国官方公布事件调查结果。调查裁定：惨案属于偶然事故，无人应对死难者负法律责任。这个裁定结果导致很多死难者家属无法得到赔偿。对此结果充满质疑的死难者家属旋即开展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抗争，历经撒切尔、梅杰、布莱尔、布朗先后四届英国政府，案件最终呈送至议会上院。2011年10月17日，迫于14万公众集体请愿压力，英国政府表示将公开“希尔斯堡惨案”的全部绝密文件并再次开展调查。2012年9月12日，“独立调查小组”耗时两年、查阅45万份文件后形成结果。指出发生惨案主要原因是警察和球场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上的严重失职。针对过往对于利物浦球迷的指控，调查报告给予澄清：“……没有发现能够证实这些对利物浦球迷酗酒、无票、暴力行为等严重指控的证据。遇难者的酒精摄入程度根本不算太惊人，把注意力放在酒精浓度上是不正确的和误导的。”⑥

　　二、《太阳报》教训深刻引人深思

　　现在回顾并剖析相关歪曲报道产生的前因后果，其中深刻教训耐人寻味：

　　1.媒体偏听偏信，摒弃客观公正。调查报告显示，警方通过一些警官，特意向谢菲尔德当地的一家怀特通讯社放风，谈论所谓的醉酒球迷的“兽行”。而《太阳报》的报道素材，正是来自这家通讯社。⑦时任主编凯尔文·麦肯锡(Kelvin MacKenzie)的几番话语更能给予印证。1993年，他接受英国下议院国家遗产甄选委员会质询时表示：“错误源自误信了一名保守党议员的说法。如果那位议员以及总警司没有认同的话，我们就不会如此报道。”⑧2012年，他在道歉声明再次表示：“23年前，我从谢菲尔德警方那里得到了消息，他们指控利物浦球迷对球场事故负有责任，我没有想到警方也会用撒谎来掩饰他们的失职。”⑨

　　回顾当时的媒体动态，这一致命错误不仅体现在《太阳报》身上，“同日的其他报纸都载有一份明显是出自南约克郡警方、内容相似的声明”。⑩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舆论集体偏向，竟无一家媒体力挽狂澜做出哪怕稍微接近真相的报道，原因就在于被西方社会标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完全失位，摒弃一直以来自诩的“客观”、“真实”、“独立”原则，无论是所做报道还是所用素材都未经缜密调查，听任急于推卸责任、别有用心的警方的摆布。

　　对于这一点，《太阳报》也心知肚明，其道歉声明自省道：“报纸的角色应该是揭露不公正，并像法庭一般监督那些在权力位置上的人们。在希尔斯堡惨案中，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给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利物浦市民带去了更多的痛苦。”，

　　警方声明、媒体报道，再加上利物浦球迷历来不佳的名声(曾因球场闹事酿成1985年“海瑟尔惨案”)，多重因素几经叠加，足以让普通受众信以为真，并就此对希尔斯堡惨案定性。而这完全符合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即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做“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作为希尔斯堡惨案幸存者，《卫报》记者阿德里安·坦普尼对“这个迟来的真相”体会极具代表性：“公众用了23年的时间唤醒了一场噩梦，而公众之前对真相的忽视源自他们对于媒体和警方的信任。”-

　　2.信奉“最大程度迎合读者需求”导致偏差。1989年4月19日，《太阳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醒目的标题“真相”，副标题则是“一些球迷偷窃遇难者钱包”；“一些球迷朝英勇的警察小便”；“一些球迷殴打警员”并配有内页文章详细阐述。该报还引述一位匿名警员的话称，“一名少女的尸体遭到了凌辱”，而一部分利物浦球迷“公然在警方人员和遇难者遗体上便溺”。

　　虽然《太阳报》及时任主编一再声明相关报道是被警方信息所误导，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在歪曲报道希尔斯堡惨案的背后，更多折射了一种“为迎合读者需求而不择手段”的扭曲新闻观，即主动迎合最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形式更富冲击力、内容更刺激更煽情，哪怕受众需求病态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引起轰动扩大发行量，所用措施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说“希尔斯堡事件”报道是被官方信息欺骗，那么其后的几十年中，《太阳报》刊发的诸如“格罗贝拉假球案”、“诽谤马特拉齐”、“肯尼迪向贝克汉姆动粗”等文章又该如何解释？这些歪曲报道导致《太阳报》被涉事人告上法庭，并全部败诉作出赔偿。业界因此流传的话语是：“如果你要了解真相，别看《太阳报》，因为《太阳报》是用来娱乐大众的”。

　　传播学先驱施拉姆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承担公开揭示的任务大部分被赋予大众传播媒介。它们的任务就是向人们公开那些对规范的严重背离，如果这些社会规范还不普遍为人所知，就像在发展中社会里它们未必被人所知那样，那么媒体的部分任务就是宣传规范。”换言之，媒体定位不应仅是一个商业机构，更是一个社会公器所在，除了赚钱，更负有守望、示警、提醒和监察的社会功能。而《太阳报》“无所不用其极追求经济利润”的举动恰恰成为了该论断的有力反证。可以说，在其身上“社会公器”功能荡然无存，更多表现为无良的“商品兜售者”，哪怕兜售的是众所周知的“劣质品”(谎言)也在所不惜。

　　三、对于当今体育报道的启示

　　1.追求真相是报道的底线

　　英国《太阳报》的歪曲报道固然骇人听闻，匪夷所思，但是反观国内，体育新闻领域存在的失真新闻同样屡禁不止。以上海《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十年的“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为例，在100个影响重大的假新闻中体育新闻竟抢得10席，占比达十分之一，可见体育报道领域已成为假新闻发生的重灾区。虽然这些报道距离《太阳报》的“国际水准”尚有距离，但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受众对体育报道的信任度前景堪忧。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外部因素——“可能与中国当下新闻语境下对不同新闻题材把关的严格程度有关”。。政府在传播内容的审核上，对于政策性强的时政、财经等“硬新闻”，历来给予严格把关，而社会、文化、体育新闻则因其“软新闻”性质而受到监管约束相对较小。

　　从媒体内部运作而言，为吸引受众关注，“体育新闻泛娱乐化”之风日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体育媒体不再关注赛事，而将更多的版面留给运动员和跟赛事有关的人、事、物的相关消息，尤其是热衷于报道运动员的私生活和八卦、花边新闻。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过度娱乐化甚至低俗色情化日渐生成。对于体育记者编辑而言，其关注焦点不再是比赛报道是否专业、翔实、无误，取而代之是如狗仔队般关注于选题的“轰动”和内容的“抓人”，核对事实、查证来源等“把关”环节无可避免地被削弱淡薄。也由此，《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李佳薇和李湘前夫李厚霖结婚》《金钱激出张国政奥运冠军》《施拉格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姑爷》之类影响恶劣的假新闻被一一炮制出炉。

　　很难说有多少受众被假新闻真正吸引，但是体育媒体的整体公信力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上，体育界人士对现在大行其道的体育新闻娱乐化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他们纷纷表示恶性炒作、虚假新闻、体育新闻娱乐化等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体育，影响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恶化了中国体育环境。/但是数年来，这类娱乐化倾向并未根本改观。

　　这里需要再次将《太阳报》案例作为论据：

　　(1)有关报道出版之后，大部分利物浦报贩随即抵制《太阳报》并拒绝再摆放该报纸；同时大批读者取消订阅、并拒绝光顾售卖《太阳报》的店铺。销量大幅下跌更让部分评论员把《太阳报》降价、提供免费杂志、影音甚至色情光碟的行为归因于抵制运动。0

　　(2)直到今日，很多在利物浦地区的人仍然坚持原则，拒绝购买《太阳报》。从那篇“希斯堡惨案”报道出笼的那天开始，《太阳报》在默西塞特郡的销量就一直疲弱：2004年，《太阳报》在利物浦的销量就只有1.2万份，比事发前少了20万份。1

　　由此可见，媒体的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却能在一夜之间消逝，如忽视它终将失去公众支持。在此意义上，体育报道亦应将追求真相作为底线，并不能因“软新闻”的属性而放任自流。因为这不仅体现出报道质量，更是关系媒体生死存亡。

　　2.谨防从“指鹿为马”演变成“选择性遗漏”

　　所谓“新闻真实”，指新闻报道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原貌，不仅能达到整体真实，而且还要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在体育报道中正衍生出一种从显性歪曲转为隐性歪曲的新趋势，即从以往对新闻事实的黑白颠倒，变成对新闻事件关键元素(语言、细节、背景)的“选择性遗漏”，虽然手法不同，却一样起到歪曲事实的效果。

　　例如2012年3月12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中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在美国印第安维尔斯网球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只是一名网球运动员，我来到这里比赛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我仅仅是在打自己的网球，我努力做到最好，那是我的工作。”

　　打球“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这番话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官方层面的网球管理中心称其言论欠妥当，更有传言称武汉市因此会将李娜位于汉口江滩的雕像搬离(后被官方否认)；而在民众中更是引发激辩和讨论，支持者认为“说了大实话”，反对者则指责“不够爱国”……

　　谁能料想，就在国内舆论界一片沸腾之时，再次传来的新闻却让大家哭笑不得，经过录音还原，所谓“我打球不是为国家”竟然是一则不实报道。李娜受访时的原话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网球运动员。我来到这里(印第安纳威尔斯)并不是应国家要求(而是以一个职业球员的身份来参赛)。我只希望打好自己的网球，我自然会尽力把它做好。”(英文原文为：“I think for me I’m only a tennis athlete. I’m not here for the country. I just play my tennis. I am just doing my job to try the best。”)2

　　因此，李娜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并不是为了我的国家”，其实意指以个人身份参赛。但这一重要专业背景，相关媒体在报道时不仅没有给予重点说明，反而有意无意进行了抽离，而且断章取义地以“我并非代表国家”为题进行大肆传播。由此，一个本应极为普通的访问内容却因传播者的有意为之，形成了所谓的轰动效应，虽然事实最后得到了澄清，但当事人的形象或多或少受到了损害。

　　四、简短的结论

　　1989年4月19日，《太阳报》用了三天时间作出歪曲报道；2012年9月12日，事件受害者家属用了23年时间等来迟到真相……

　　这个案例正有如一面明镜，在提供给业界以汲取教训之外，更再次表明了新闻真实的极端重要性。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背景，“追求真相、客观报道、公正把关”之新闻工作者基本从业准则，都需被牢牢铭记并时时遵守。■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徐扬扬：《英国首相公开致歉》，人民网2012年9月13日

　　②,《太阳报致歉利物浦球迷：耻辱！23年前我们的不实报道》，新浪体育2012年9月13日

　　③⑥⑦克韩：《还原尘封23年的真相利物浦希尔斯堡惨案阴谋曝光》，《体坛周报》2012年9月14日

　　④金雷：《希尔斯堡惨案四大谜团》，《东方体育日报》2012年9月11日

　　⑤《利物浦悼念希尔斯堡惨案96人丧生造沉痛历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7-04/16/content_5984030.htm

　　⑧⑩维基百科——“希尔斯堡惨案”条目，http://zh.wikipedia.org/wiki/

　　⑨金雷：《〈太阳报〉为谎言道歉》，《东方体育日报》2012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