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近来，用“愁云惨雾”来形容一些媒体人的心情，恐怕并不为过。引起广泛争议的“陈永洲事件”阴影挥之不去，受贿丑闻如同雾霾天气让很多人感到沉重无比，艰于呼吸。此时，有关部门开展的“打击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行动风声正疾。

　　此起彼伏的争议中，有的诘问让人颇费思量：为什么向来在迷雾重重的社会事件中习惯于呼吁“披露真相、尊重事实”的新闻人，面对已经披露出的足以让人震惊的事实，反而强调“尚未查清”、“未被定罪”、“证据不足以支撑”，纠结于“程序正义”、“执法瑕疵”、“未审先判”。以致一家持中立立场的海外媒体疑虑：这样做，是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新闻业是一个依靠公信力和良好声誉得以存在的行业，无论是一家媒体的崛起，还是整个业界的兴盛，无不与良好的社会声誉、公众的高度认可息息相关。同样，新闻记者也是一个依赖于公众评价和社会声誉得以生存的职业。因此，新闻从业者自我认同的职业荣誉，以及整个行业共同遵循的媒体价值与精神品格，成为激励新闻事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内生动力。

　　作为事实的采集者，新闻记者忠诚于事实，忠贞于历史，追求着以真实报道影响今天记录历史的责任。不管在远隔万里、炮火连天的海外战场上，还是在人迹罕至、无比艰辛的自然探险里，国内国外，城市乡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活跃着不知疲倦的新闻记者身影。把更多真相和事实报告给公众，成为这一职业最朴素的理念和追求。在经受过新闻梦想洗礼的媒体人眼里，这是一个用新闻来贡献社会、具有崇高责任的良心行业，也是一个以报道事实推动社会进步、让生活更加美好的理想职业。

　　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新闻界从来不曾也不会独立于社会之外，社会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浮躁功利、底线失守、道德滑坡等问题，在新闻行业打下清晰的时代烙印。市场竞争的艰难与苦涩，赢利赚钱的压力与冲动，以及计划体制遗留的种种弊端，必然导致一些人的内心失衡，以舆论监督优势支撑媒体经营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于是，“有偿新闻”从20多年前的“初始状态”——新闻发布会的“车马费”和正面宣传的“红包”，逐步演进到被商业利益全面渗透，在日益复杂的利益纷争中，变成被官场或商场对手重金收买、以舆论监督之名行舆论打手之实的“有偿监督”，还有的，抓住对方问题进行要挟，以收取订报费、广告费、宣传费、好处费名义实施“新闻敲诈”。

　　其实，搞“有偿监督”，陈永洲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他可能成为近年来受到法律追究、带有符号意义的“这一个”。过去，类似事件不止一起，但在舆情汹汹、群起声讨中，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往往迫于压力，不得不道歉检讨、收回成命，甚至以负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免职处理而收场。相关媒体和记者收取重金的消息变成坊间传闻，或隐或现。

　　对于新闻工作的“利益与风险”，老一辈新闻人、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深有感触地说：“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像新闻工作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一个稍有能力的记者，在他的身边，一方面摆着：优越的现实政治地位，社会的虚荣，金钱与物质的享受，温柔美丽的女人，这些力量诱惑他出卖贞操，放弃认识，歪曲真理；另一方面摆着：诽谤、诬蔑、冷眼、贫困、软禁、杀头，这些力量迫使他颠倒是非，出卖灵魂。”

　　因此，范长江认为新闻记者“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这个社会正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新闻记者不同于其他职业，作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守望者，对于“追寻良知、培育精神、守护底线”具有更深的体会和责任。因而，需要对职业操守保持应有的敬畏，坚持“真实、客观、理性、平衡”的职业理念，并在社会利益调整中以“超然独立的地位、廉洁不贪的品格”赢得广泛信任，保持良好职业声誉，维系起码职业底线。同时，新闻记者还需要具有反思精神，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诚恳的态度和舍我其谁的勇气，面对来自社会各方的批评和意见。在一些社会群体质疑或疑惑的目光注视下，表面敷衍和文过饰非都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懂得反思的人，才更值得尊敬，才会赢得未来。

　　我们是同行，我们在同行。新闻行业从来不是超越道德和法律约束的特殊人群，在接受法律法规监督的同时，需要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职业道德评议机制”。对媒体人的某些不规范行为进行同业评价，以舆论的方式监督舆论，以专业的方式研讨专业，将其造成的社会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作为影响社会的舆论力量，新闻人需要警惕自身的某些不足带来的社会影响，避免产生误导。从这一点上来说，真正的新闻把关者，是新闻工作者内心的良知与品格。

　　在第十四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此时，仰望星空，重温曾经的初衷与誓言，寻找激励新闻人前行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像追求自由一样追求公信，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声誉。愿这种反思精神与品格追求，化作一缕清风，拨开功利的疑云，吹散利益的雾霾。重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从今天开始。

　　(原标题：重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品格——写给第十四个中国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