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的演讲嘉宾是来自南方都市报的首席编辑——李召，大家掌声欢迎。

　　李召：大家好，刚才新浪媒体拓展部的这位嘉宾讲了很多新媒体的一些东西，特别对于信息的传播有了很好的阐释。

　　但是我讲的可能跟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刚才我听他讲了很多，他讲了怎样扩大一个新闻的影响力，提了几个关键词，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就是“粉丝”和“转发”，但我觉得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信息的原创及信息准确性的核实。

　　我们先举个例子，最近大家知道比较热的一个新闻，最开始在网络爆出来，说福建泉州一个医院，一个婴儿在保温箱被高温烤死。当时我收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正是报社在评报的时候，同事们几乎一致对医院的麻木不仁、对病人如此不负责任进行指责，有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但后来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我刚刚收到一个同事的微信，这个上面是这么说的：上午和晚上分别见了见了中山二院和省中医院两位医生朋友，提到媒体报道怀疑医院保温箱烤死婴儿的事件都十分生气。特别是中山二院的儿科教授，他认为报道该新闻的记者简直没有常识，新生儿保温箱又不是烤箱，开到顶也不至于烤死人，再则退一万步，真热到那个程度的话，被子也会被烧掉。他说其实确实有这么一种病，就是感染导致皮肤灼伤的现象，在他29年的行医生涯中也见过类似的，他说记者不懂这个事情是可以原谅的，但记者你要去求证、要去问医生。现在在这种医患矛盾这么大的情况下，这种报道出来造成的这样的影响，谁还愿意当医生啊。

　　我讲这个案例的主要目的是强调信息的传播不仅仅是他的“粉丝”和“转发”，不仅仅是是他的影响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信息的原创及信息准确性的核实。

　　当然，新媒体强调信息的迅速传播只有其道理，因为目前由于采访权未对新媒体开放，它们没有自己的专业采编团队。在目前的大背景下，新闻产品的专业生产，绝大部分只能依靠传统媒体。

　　下面单单从南方都市报时政新闻的角度谈谈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些看法。先举一个例子，大家看看这个版面，这是南方都市报对北京77元廉租房的一个报道。

　　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的一个小区视察，到廉租房住户郭春平家中看望时问：“一个月租金多少？”郭春平答：“一个月 77块。” 当时新华社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几句话，觉得很惊讶。是不是安排的？有没有作假？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不靠谱，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廉租房，马上安排记者进行追访。记者一户户敲门采访，没有采访到郭春平本人，但采访到了其他的租房者，当时其实还有比77元更便宜的廉租房，还有74元的。记者还找到了郭春平女儿的手机号码，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我们除了看发新华社的新闻，我们做的标题是“廉租户告诉总书记：一月房租77元”，这是我去的标题。另外还做了一条独家的追访新闻，标题是“北京还有月租 74元的廉租房”。这下子不得了。本来网上已经很热闹了。开始我也不相信呀，不过据记者说，她不觉得意外，因为这个记者以前是跑广东新闻的，据说广州廉租房政策是每平方每个月1元，认为北京 77元的廉租房租不会太离谱。但是网友不知道呀。本来就不相信，现在南方都市报的独家新闻说，北京还有月租 74元的廉租房。网上纷纷转载，而在转载的过程中又开始变形了。文中本来的写“南都记者拨通了郭春平女儿的电话，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结果到了网上被人解读成：“南都记者寻找 77元廉租房，证实该户家庭并不存在”。

　　接下来是元旦假期，我们也放松了网络监控，没有继续跟进这一新闻。直到 1月 4日，网上已是一片沸腾，在一边倒的质疑声中，网友关注的角度也从77元的真实性转至郭春平母女的身份。

　　在百度贴吧网友“光明的祈祷1”最先贴出了一组疑似郭春平母女在全国各地旅游的照片，引来不少网友开骂。还有人信誓旦旦称：“郭春平真实身份为北京市公务员，工作单位是朝阳区交警大队。”

　　也有网友搜出了《朝阳区总工会2009年救助困难职工名单(第二批)》，其中确实有郭春平名字。一时间，郭春平身份和家境成谜。

　　我们决定再次跟进，探求事实真相。记者再次奔赴郭春平家，无论如何一定要采访到郭春平本人。同时采访官方：郭春平是否确实在朝阳区交警大队上班？北京市廉租房的房租如何计算？郭春平是否符合条件？网上在全国各地旅游的疑似为郭春平母女到底是否为本人？如果不是，她们是谁？

　　前方记者辗转找到了所有廉租户的花名册，里面有郭春平的手机号码。郭在电话中接受了采访，气愤地说自己已从亲戚那里听说网上质疑其身份，她失业好几年了，有失业证为证，并答应见面采访。

　　可是记者赶到与郭春平约好见面的地方，却遇到了北京市和朝阳区的政府官员，他们正好安排了两家港媒的驻京记者来采访郭，随后带走了郭春平，不允许其他媒体采访。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采访到了郭春平本人，证实了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从朝阳区总工会证实了救助困难职工名单的真实性，郭春平确实为该区的困难人员之一。她还找到了郭春平的前同事，她说她看到了网络上对于郭春平身份的质疑。她保证，网络流传的那位到处旅游吃东西的母亲绝对不是郭春平。

　　记者在百度贴吧一些知情的网友处得到证实：“大龙mm和她妈妈不是77元母女，完全是网友们善意的调侃导致悲剧。”

　　记者还从从朝阳交通支队了解到，单位员工名单中没有郭春平。

　　尽管后来郭春平迫于压力，不再接电话，但记者通过短信劝说郭春平，得到一些简单的回复。

　　不过我们基本可以确认：郭春平一家确实贫困，77元没有造假。

　　后来这个稿子见报过程中还有些曲折，有领导说，现在网上质疑声一片，尤其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被误读、曲解之后，我们不要在掺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扎实的采访和证据。这其实是一个求证报道，是一个澄清报道。所以最后标题取得比较保守、也有点别扭，“廉租房郭春平：网上传言不讨靠谱”，还做了“廉租房房租如何计算”的解释性报道。

　　第二天，香港媒体对郭春平本人充分采访的报道转载率并不高，反而是南都这篇只有1300字的报道高挂于各大网页头条。有网友评论：“我本来是不信的，南都报了，所以相信了。”

　　当然，质疑也铺天盖地。不少人都认为，这不符合南都的风格，南都肯定被政府收买了。媒体同行的争论也很多。据说，某报社的主编和副主编指着南都电子版在办公室大吵，一方说这类报道风险高，不应碰；另一方则说，这才是真正的时政报道。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南都的这组报道是个耻辱。

　　显然我不认同这一观点。我们只是按照正常的新闻操作进行事实报道，没有想站在哪一方，只想尽最大可能地还原真相，忠实于事实。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被收买。而事实正好相反，在追寻事实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一直在阻拦我们，不让我们介入，为此我们很无奈和恼怒。

　　通过这个案例，现在回顾一下，信息的传播模式，似乎不像刚才新浪这位嘉宾所说的“粉丝”和“转发”模式那么简单。我可看到另一个模式：传统媒体(原创信息)——→新媒体(迅速传播，扩大影响，同时选择性传播，变形传播、添加错误信息)——→传统媒体(求证、核实，新的原创信息)——→新媒体(迅速传播，扩大影响，同时选择性传播，变形传播、添加错误信息)……

　　大家可看看，着这样的传播模式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1、新媒体形式，微博、微信，似乎降低了“新闻报道”的从业门槛，人人都有发言和被关注的机会。但是自媒体呈现的内容的信息质量有时很差，一张很模糊的图片，一段语焉不详的文字，这种初级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受众对新闻的需求，反而会平添很多无效的甚至错误的信息；再一个，它的传播主体身份成疑，自媒体引爆舆论的例子数不胜数，对舆论有诉求的民众早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每一个人都在争取眼球，有的为了达到传播目的，不惜捏造、剪裁、拼贴信息，造成重大失实。

　　所以，从利益的角度看，传统媒体记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利益无关的一方，而且有着内部的审查机制，相比于自媒体，它是更令人放心的传播者。

　　2、新媒体让信息快速传播，但纵深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存在问题。比如，大家都知道，调查记者在新闻从业者中是门槛较高的一个种类，要求记者有调查能力和专业知识，同时文本的组织、平衡、事实核查都有很多要求，这一点就是自媒体难以达到的。其实时政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更高。

　　我们也时常看到自媒体提供的深度报道或者分析，但往往充满了猜测和逻辑混乱，如果把它当做一篇新闻报道来看，是完全不合格的。虽然在信息饥渴的时候，它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它能代替严谨客观的调查报道吗？时政报道也存在一定的知识性的门槛，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和运作原则不了解，就会对一些现象做出错误的解释和分析，而且由于事关重大，往往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

　　新媒体在促进信息传播和公众知情权方面功不可没，但也造成了一种趋势，就是读者开始满足于表面的、片段的信息，不求甚解就开始发表意见。这当然是一种简便的、轻松的、可以自我满足的方式，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有害的。

　　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就是拥有一大批有较高学习能力、分析能力、知识水平的从业人员，有着人才优势，新媒体看似降低了新闻传播的门槛，但事实上，只是对传统媒体人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他的作品更准确、平衡、深刻、有见地。

　　3、新媒体更犯误导信息的错误。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一条错误信息能够在微博获得几千、几万的转发，但是很快信息被证明是错的，当事人也发了澄清信息，但是转发量只有几十、几百，微不足道。不过这个信息的错误也没什么，也够不上违法犯罪，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但从传播角度看，错误已经造成，而且无法挽回。其实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也存在，发生错误的报道很大篇幅，更正信息就两行字。但是新媒体使得错误发生的频率更大。比如有一对名人夫妇，网上传播说有一个小三之类的，后来网上也进行了纠正，但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离婚了，其实什么也没有，但影响已经造成了。

　　4、还讲一个问题，一个新闻事件，比如泉州婴儿保温箱事件，一般可能传播很快，通过微博粉丝和转发的方式，但假如这种传播没有得到传统媒体介入的话，信息可能过几天网上就没了，谁知道照片真假呀。网络信息往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也汹汹，去也汹汹”。但是，一旦这个信息通过传统媒体的介入，再转到网络媒体再一次传播，这个信息才是真正扩大的影响力。比如说保温箱烤死婴儿事件，其实在网络上就形成了两次传播，第一次传播通过网络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能出现这种令人目不忍睹的情况，而通过传统媒体求证之后，我们在网上传播的时候又得出另外一个真相，比如南方都市报做的科技报道，罕见的“SSSS”疾病。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的传播还没有完全结束，比如这个照片谁传出来的，它里面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挖。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传统媒体去介入，这里面还有二次，甚至三次的传播。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传播模式，跟刚才新浪这位嘉宾说的(一样)，除了粉丝转发的模式更加符合事实。

　　网络媒体其实是提供一种新的工具、拓宽了一个新的渠道，但最后的求证、最后得到一个准确的、原创的消息，从中国目前的新闻格局下，基本上还是传统媒体在做。当然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主要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放开网络媒体的采访权。其实也很简单，传统媒体跟网络媒体的关系就像回家一样：我们的“家”还在那里，但是“路”变了，有可能因为拆迁、修了高速公路，回家的路从小路变成高速公路，但“家”永远在那里。什么是“家”？准确的、原创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家”。无论新媒体、传统媒体，无论那种传播模式，无非是一种工具，一条道路，是不断变化的。而准确的、原创的消息这个“家”是永恒。

　　这就是我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种看法。下面再谈谈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时政报道的空间问题。展开之前，需要先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需要继续对原创新闻产品投入？

　　现在出现的一个趋势是传统媒体求助于新媒体，从网络上、微博上去挖新闻，去炒冷饭，或者找第二落点，总之就是原创性在减弱。从媒体短期的考量来看，这是有利的，显然它减少了记者编辑的工作量，也进而节省了传统媒体的采编成本。但是估计大家也都会同意，长期来看这是传统媒体自掘坟墓。传统媒体的优势和未来的价值，仍然是原创产品，它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仍要依赖专业的内容生产，做出更多更好的新闻报道。这个是根本。

　　第二，为什么选择时局、政情报道作为新的新闻产品的发力点？

　　目前中国比较热的有几类新闻：一种是比较传统的娱乐新闻、社会新闻，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保温箱“烤”死婴儿，这个很刺激，让人神经受不了。还有大家在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一艘渔船上11个人杀了22个自己的同事。还有娱乐新闻，美女大家都爱看，这种是比较传统的新闻。还有一种是政治、法律或思想类的新闻，这类信息其实在网络上很热，但比较专业的网站还不是太多，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品类；还有一种是历史类新闻，现在我看各个网站都在做；另外还有一种是经济、财富类的新闻。我个人的看法，目前最热的是这四种新闻。

　　南方都市报在2008-2009年发展了其中两类新闻，包括时局版的设立，这个在全国都市报媒体的日报中应该是第一个专门做这种时局栏目的，这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历史版面，我们2008年左右做了一个栏目叫“新史记”，我看现在包括如新浪、网易、凯迪网、凤凰网都在大做这种新闻，甚至名字就叫“新史记”。

　　从广东和广州媒体市场的情况来看，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地方社会新闻这块，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同质化的局面，各家都在寻找可以打开局面，做出自己特色和优势的产品。很自然的，眼光就从广东省转向全国层面。

　　而由于一直以来中央媒体、地方媒体的划分方面，全国时政新闻的报道基本是中央媒体在做，地方媒体介入的时候，有很大空间。再加上地方媒体在选题、文风、编辑理念方面的灵活性，它们的产品出来后，有很大的竞争力。

　　就都市报，或者南方都市报的情况来看，评论、深度报道是它的核心产品。除此之外，时政新闻、政治新闻，也就是南都所说的时局、政情报道应该成为第三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原因在于，政治新闻、时政新闻在读者中从来就很有市场，尤其是人事报道，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改革报道，不仅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本身就符合其阅读喜好，这一点从民间流传的各种政治八卦、人事八卦就能看出来。

　　南方都市报的时局新闻目前有很多种类，目前大概有这几种：

　　1、政要报道：

　　配版面：习奥会的，李克强外交风格、 温家宝和默克尔情缘。

　　李克强外交访问欧洲之后，我们也分析了他的外交风格。包括温家宝与默克尔的私人交往问题。最近南方人物周刊做的比较突出的一个政要报道就是“青年李克强”，采访他一些儿时的朋友，他的一些同事、同学，还原李克强。以前，媒体对国家领导人一般是不敢去碰，我们做国家领导人李克强、习近平、温家宝等政要新闻确实是一种突破。

　　2、 政策报道：

　　配版面：信访排名暂停、中央海权办已成立、党外人士任正职(有2个)

　　比如《国家信访局“信访排名”已暂停数月》，这是南都的一个独家新闻。其实也是李克强上台之后的一个新气象。

　　我们知道，国家信访局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而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类似排名表，在基层政府，排名表甚至成为对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比如，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个访”和“进京非正常个访且登记挂号”的，每人次分别扣4分、8分。此外，对于进京上访的，接到区信访局通知，相关单位24小时内没赶到北京，则扣5分，而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在升迁压力之下的党政官员们，对上访人员的处理态度也逐步偏离了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近几年来，上访户权益被侵犯事件时有发生：有人在被接访时遭遇殴打、甚至强奸，有人因为上访被以学习班的名义强制关押，还有人因为频繁上访被送进了劳教所。由于基层政府投入大量精力用于重点人员的稳控、送返，加上进京接访的交通、食宿、花钱销号等成本颇高，地方政府为信访耗费的财政支出也与日俱增。据媒体报道，近六七年来，湖南光花在“上访妈妈”唐慧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到上百万元。

　　因而，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向大会建议，中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围堵、拦截群众上访，并逐步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不少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迫切希望取消信访排名。有基层信访人员认为，许多上访人员正是摸清了政府害怕信访排名的心理，所以一直连续越级上访。如果取消了这一排名，上访数非但不会上升，也许还会下降。

　　那么《国家信访局“信访排名”已暂停数月》这样的重大新闻，我们是这样获得信息的呢？其实是记者是在采访地方信访局获得局部的消息，自从今年3月李克强上台后，忽然大家没收到这个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信访量的排名表，至于以后都将取消信访排名表，他们也不知道。记者想很多省份了解到这一信息，确定这绝不是个别现象，应该是上面的意思，于是记者又向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确认，获得消息是，他们也在观望，从个人观点看，他们希望取消，但是还不能以一个文件的形式正式宣布，他们也在观望，因为新总理新气象，大家都在试探。于是我们决定发布一个重要新闻，当然我们只是陈述一个现象——很多地方没有收到“信访排名表”了，没有直接说“取消”了。

　　3、人事报道：

　　配版面：29名副省长的成长路径、公安厅长从哪里来、33位女常委仕途观察

　　4、政析：

　　配版面：中央政法委自我自身改革、中央首次派团去非社会主义国家宣讲十八大、两会场外的民意互动DCGA1504

　　7月14日这篇《中央政法委自我改革之路》，是南方都市报一篇比较高端的政治分析或者政治观察报道。

　　其实今年有很多重大的政法新闻，媒体一般进行了报道，比如在今年1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在讲话中提出了今年的四项改革重点，政法权力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和劳教制度改革。可能所有媒体的头条都是关注“劳教制度改革”改革。

　　又比如五六月份，两高连续公布新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还有打击环境犯罪的司法解释，比如环境污染造成重伤一人以上而不再是死亡一人以上便可定罪。公安部也在部署在全国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这些分散的新闻，大家不会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一种统一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南方都市报记者，从这些分散的新闻中发现了他背后的推动力量。中央政法委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自我改革。

　　当然还有很多记者独家了解到的东西，比如综治委职能的变化。政法委本是党委的职能部门，负责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主要是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是近20年来，政法委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治安的范围。2011年8月，与中央政法委合署办公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新成立的委员会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主任，七位副国级领导担任副主任。按不少学者的说法，这是近20年来中央政法委权力范围扩大的顶峰。

　　这是一个中央政法委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典型例子——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一直由中央政法委牵头，组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该小组的常设机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在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据了解，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还负责对口援疆、招商等工作，而这与政法委的工作职能并不匹配。

　　5月29日，《新疆日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正伟等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到新疆调研。这是官方媒体首次披露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主要领导的变化。新疆工作小组办公室由中央政法委改设在国家民委，这表明中央政法委正在从社会管理的复杂局面中抽身，专注于社会治安管理，是中央政法委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信号。

　　中央政法委调整职能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不干涉个案，改为提升协调解决事关政法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的能力。最近一二十年，政法委权力不断扩大。1995年，中央政法委的职能扩大至十项，其中增加了“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这意味着什么？政法委承担在具体案件上对公检法的协调功能，就是当公检法对某个案件存在分歧时，政法委召开协调会，提出初步意见。这种协调，常被批评为案子还没有侦查终结就先定了调子，这样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和法院的公正审判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曾轰动一时的河南赵作海案，就爆出在检法两家意见很不统一的情况下，政法委出面协调，最后法院根据协调意见，判处赵作海死缓。在其他一些大案中，也经常有政法委协调的影子。孟建柱上台后力图改变政法委“协调个案”的状况。今年1月初的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曾对中央政法委的官员表示，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　这个改革方向，正是回到了政法委“务虚办大事”的早期定位。近几个月来中央政法委的动作，也更多转向了推动法律完善、加大执法力度，组织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些更为宏观的方面。今年以来的一些重要司法解释，以及公检法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联合行动，均是由中央政法委推动的。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中央政法委的协调功能，这种在立法上的协调以及协调公检法对重大民生问题的打击，适合公检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比协调具体的个案效果要好得多。

　　所有这些分散现象，记者得出，中央政法委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一改以前的“自我扩权”变为“自我限权”。政法委正在名副其实回归政法本行，回归转向社会治安，“政法委”不是“管理委”。中央政法委开始注重顶层设计、从高层协调，从法律方面而不是案子方面直接干预公检法具体事务，不再干涉具体案件。

　　这是孟建柱不同于以前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得到核实的，不是随便猜测。目前中国时政观察做到这个层面的比较少的。

　　5、外事：

　　配版面：是连版：130的道歉，是美国准备好了。两个版需拼起来

　　中东特使、 习奥会为何庄园会晤

　　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西岸“阳光地带”举行庄园会晤，当消息一出来之后，我们马上就采访了庄园的有关情况，当时网上媒体也有链接一些相关报道，但是我们发现它的信息源全部是百度网站、维基百科，我们采用的是安纳伯格庄园“阳光园”官网资料，还写了解释性报道：中美元首为何选择提前进行“庄园会晤”，习奥“庄园会晤”谈什么。虽然也不理想，但都是原创的。奥庄园会晤后我们又做了独家解密，采访了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执行主任布拉德·格罗斯曼。虽然新华社也做了所谓纪实之类，但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

　　我们却获得很多独家消息，此次会晤由美国智库首先推动，美国政府接受建议后向中方发出了邀请，中方则予以积极回应，最终在2 0天之内，高效确定了双方会晤的行程。两国本考虑将会晤选在第三国，但双方最终决定再次创新，将地点选在美国西海岸。

　　会晤期间，彭丽媛和米歇尔未能见面的消息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南都记者了解到，由于此次会晤并不是计划内访问，而是在短时间内确定，但奥巴马夫人米歇尔早就承诺女儿要陪伴她们度过学年结束，因而最终缺席了庄园会晤。奥巴马在见到彭丽媛后，马上向她解释了米歇尔缺席的原因，并转交了米歇尔的亲笔信。彭丽媛对她的缺席表示理解，并表示等见面时，要为米歇尔和孩子们唱首歌。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最初双方商榷两国元首可交谈8个小时，会晤前夕，美方提出，奥巴马因要处理国内事务而迟到，会晤时间可能不得不缩减至6个小时。但习近平和奥巴马见面后，会谈气氛热烈，最后的交谈时间达到8个多小时，超过了最初预定时间。

　　中国中东特使吴思科专访也是一篇优秀的人物访谈，在北京当天召开巴以和平国际会议这样一个时机，发中国中东问题特使这样核心人物的专访，吴思科绝无官腔，态度坦诚。

　　6、防务

　　配版面： 防务中国反导系统仅仅初具作战能力、航母示意图、防务香格里拉4综述

　　航母示意图

　　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服役，各个媒体都有报道，也许南方都市报不是做的做大的，但肯定是独家新闻做多的。

　　我们有独家的深度访谈，采访海军装备技术部原部长郑明。实际上，从上世纪7 0年代起，在我国领导人尚未正式决策建造航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曾经在有关部门领导和支持下，着手进行航母的论证和准备工作，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正是亲历者和参与者之一。他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透露，1992年，乌克兰有关方面曾主动找到中国，希望中方购买瓦良格号航母(辽宁舰在乌克兰时的名字)，由于当时领导层没有肯定的决策，此事一直搁置。6年后的1998年，澳门创律集团从乌克兰购买航母平台后，一直被外界解读为是军方行为。郑明也在采访中澄清：军方与这个公司没有联系，也并没有参与购买瓦良格号的行为。反而可能是外国对该平台的购买与回归所做的重重干扰和破坏引起了中方领导层的注意和重视，使这艘充满争议和曲折的大船来到中国，圆了中国人的航母梦。

　　我还有独家的中国航母甲板示意图。

　　7、人物、专访

　　配版面：(政要)郑万通专访、贵州省委书记专访、傅政华DCGA1518、公安部发言人谈谣言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中国执政党关于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长郑万通正是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并最终写入十八大报告的关键人物。郑万通长期致力于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堪称全国政协的“首席理论家”，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提出的“界别协商”也写入了十八大报告。

　　十八大期间，南方都市报记者及时联系郑万通副主席，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沟通和细致缜密的采访提纲设计，终于获得这次采访机会。去年11月13日，郑万通在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这是南方都市报首次“面对面”直接采访副国级国家领导，南都也是十八大后针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内容进行深度访谈的首家媒体。　

　　恰当的时间，查访到恰当的牛人，谈了恰当的话题。此前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他为何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长篇访谈？郑万通直言是因为看到记者采访提纲列得专业，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接受采访。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而协商民主制度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这次采访直接面对并巧妙驾驭敏感话题，在谈及西方竞争民主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比较时，郑万通指出西方民主“往往致力于彰显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忽略了民主对团结的需求，造成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团结危机。”而协商民主的“逻辑起点是各方力量的联合和人民的凝聚”，“目的就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谈及专题协商的发展前景时，郑万通毫不讳言地建议“协商领域可拓宽到选举协商”，并回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协商任务中就包含协商候选人名单。

　　报道在十八大闭幕后首日刊发，受到政界学界和其他媒体的高度关注。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中央媒体在11月底开始关注和报道这一题材，而他们对郑万通的专访内容不但在时间上远远落后于南都，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谈得透彻。

　　8、解密、常识稿

　　配版面：解释城乡规划督察员、论文博士前世今生、拜登携家带口谁买单

　　9、地方新政

　　配版面：环保警察可否根治环境污染犯罪、四川被撤乡镇纪委全恢复

　　各地社工委配置(有2个版面)、江苏解释差额选举

　　苏州通过猎头公司招人

　　10、还有一种类型是政治史。

　　比如中共90年的时候我们做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选择》系列报道。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年轻人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商讨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他们平均年龄28岁，代表全国5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90年里，中共党员总数扩大了100多万倍。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选择加入共产党，尤其是在中共尚未执政之前，是一种有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的时代大背景和周围的生活小背景是什么？是哪些人、哪些书籍、哪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谁介绍他们入党？有时候，他们面临的并非一种选择，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一种更加艰辛的道路？他们的选择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入党之后他们还会经历一些重大选择，哪些选择与他入党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一种新生政治力量。2011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温家宝同青年代表在中南海座谈时曾提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南方都市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选择》系列报道将从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群体出发，选择不同时期的部分党员，重温他们的入党故事、人生选择和政治决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报道除了查阅人物相关资料，必须采访家属、后人和与他有过接触的人的人以及相关研究者，由他们入党的那一刻切入，聚焦他们入党前后外界影响和个人选择的互动，并由此回溯、延伸他们的一生。此后他们还会经历一些重大选择，这些选择往往与他入党的选择密切相关。

　　还有汪辜会谈20周年的时候，我们专访辜严倬云，其实辜振甫夫妇还有汪道涵夫妇(之中)三个人已经去世了，只剩下辜严倬云一个人，(辜严倬云)这个人在台湾媒体也很难采访到她了，但后来她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后来我们做了一个一万字多的专访。

　　实现路径：

　　第一类，独家信源报道。

　　配几个版面：国内海上勘界十年未完成、建言成立国家食药监总局、财产申报抽查

　　大家知道，中国的政府部门的开放程度还不太理想，一些部委方面的消息往往要借助记者与官员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是在长期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信任作基础。官员一方面出于对媒体机构的信任，认为他是一个事业单位，可靠，另一方面对记者本人的专业知识和传播技巧有信任，不担心有讹传和误解。

　　独家信源报道现在已经构成了南方都市报时政报道的一大门类，时常会有热门新闻出现。不过我们自己也苦恼，就是这种独家信源太少，太难以打开了。以一家媒体之力尚难打开局面，新媒体、自媒体的难度更可想而知。

　　第二类：追访

　　基层代表：我是怎么走进中南海的DCGA1604　　总理见访民：有2个

　　给张春贤画漫画

　　第三类：统计梳理

　　大学毕业到正部26年

　　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成规模

　　多位有个性新闻发言人去职

　　首批新闻发言人19人从未发言

　　现在大家都讲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纵深分析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对海量信息进行梳理和解读，展现数据背后的意义。比如南方周末曾经有一篇很有趣的报道，《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它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老朋友”一词出现的频率和场合，分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外交领域的特殊词汇，通过它的变化来展现中国外交几十年来的变化。它就是一种词频分析、数据分析。

　　南方都市报从2009年开始，时政报道中也开始对中国的官员进行分析梳理，他们的任职年龄，仕途路线，专业背景等等，通过官员特征的变化，现实中国人事任命的趋势，也是纵深分析的报道。

　　第四类：纵深分析

　　配版面： “中央苏区”寻求以党史资源获批国家级区域规划

　　安徽副检察长落马揭开公费出国旅游潜规则一角

　　中国渔民的两难困境

　　纵深分析报道。这一类报道体现的是时政报道的知识门槛，记者要把信息隐含的意义讲出来，就必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对相关领域要有长期的观察才能办到。城镇化、社会保障、金融、外事、政法，都是这样，大部分读者是没有能力解读出消息背后的现实影响的，甚至我们的记者都未必有，南都的一般操作是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进行分析解读。

　　第五类：是“公民行动式的报道”。

　　配版面：山西公布号码2011年3月22日

　　2011年3月20号左右，山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公布了260名各市县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声称随时接受群众反映，在全国也是首开先河。260个手机号码公布后，南都记者组织记者和实习生，一一拨打，发现260个手机号码有145个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有个别的甚至是空号、错号。

　　这一类报道，可以称之为“公民行动式报道”，就是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政策措施进行检验。其实这种报道很多，最简单的，北京市公布某一项道路交通执法的新举措，北京电视台、新京报的记者就去路上体验，发回报道。只不过，刚刚提到的南都对山西公布电话的检验，更少见一些。

　　自从我们检验过山西的电话号码以后，四川某个市再公布电话的时候，一下子公布到了副科级，几千人，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止记者一一拨打检验。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可以进行随机抽样检验，相信科学的方法。

　　以上是南都进行时政报道的几种方法，并非全部，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想要拓展传统媒体时政报道的路径。

　　三、地方都市报如何参与全国时政报道。

　　配几个版面：涉法涉诉信访一律改由政法机关受理

　　十八大前普现村第一书记。

　　下面我再结合南方都市报时局版的实践，讲一讲地方都市报如何参与全国性时政报道。

　　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就是权力集中在中央，各种大政方针往往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同一项政策，比如社保制度，在全国各地大体是一样的，而且一项新的改革措施的出台，往往会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

　　统一、试点，这两个特点就给地方都市报参与全国时政报道留下很大空间。

　　仍然举一个信访制度的例子。今年5月份，我们南都的记者在广东本省发现了一条线索，广东方面召开政法会议，讲的是今后涉法涉诉信访一律改由政法机关处理，其他部门不再受理。

　　我们就根据这一线索，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近半数的省份参与上述试点，多个省市区已经分级分类组织开展培训工作，有望在年内全面铺开。这意味着涉诉涉法信访工作将迎来重大变革。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将一条地方新闻转换成了有全国影响的时政报道。如果我们的记者要直接从中央政法委拿到这样一个消息，难上加难，但是作为一个在本省有着很深厚根基的都市报，我们有条件以本省的报道来带动全国层面的报道。

　　不仅仅南都，任何一个省份的都市报都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不仅可以做中央政策的落地报道，还可以反过来，以地方为窗口来报道全国的时政新闻。

　　还有我们独家做的国内“海上勘界十年未完成”的报道，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意外收获。当时中国跟朝鲜因为渔船事情老是发生纠纷，我们本来是想做一个跟国外划界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线索。不只是中国与国外的勘界没有划分，其实国内有很多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转向另一个方面，做国内勘界的调查，结果做出一篇新的报道。

　　由于电脑有问题，没办法显示版面，我们还是进入提问环节吧。

　　互动环节

　　问题一：老师您好，南方都市报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报纸，我主要想问一下，咱们近几年招聘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条件是什么？

　　李召：南方都市报现在招人，从用人单位来说，单纯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并不总是受欢迎，比较喜欢历史、政治、经济、法学这一类有专门(专业的学生)。我发现比较好的(应聘学生)未必都是新闻系的，当然新闻系的也有很多，但比例好像在逐渐下降。

　　问题二：现在是一个浮躁传播的时代，现在很多媒体，可能缺乏求证，而且很多网络上有标题党，甚至是恶意篡改，对于浮躁传播时代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李召：网络传播特点都是这样，网络(媒体)首先是一种选择性报道，经常出现借某些材料、某些事件浇我之块垒，经常出现变形、歪曲，有时传播过程又会增加信息。我们报纸报出来之后，网络一般都会进行一些“改造”，网络这种传播模式和报纸不一样。但是，往往就是一些风险是由传统媒体来承担，但传播影响力其实是给了网络媒体。好多不准确的、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新闻)，其实看我们的报纸是没有问题的。报纸它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的，但最后标题一改，其实意思好多是相反的。比如刚才说的77元廉租户的那个新闻。后来我们自己也反思，后面的新闻其实是差点报不出来的，因为网络上传播说“南方都市报说77元廉租户并不存在”，因为我们给她女儿打电话，说她未接电话，其实假如我们写作时可以更严谨些，比如说我们向郭春平及家人进行求证但并未得到回复之类的，可能就会好一点，我们自己的表述可能也有一点点毛病。

　　问题二：像这种故意歪曲的现象应该说是打擦边球，还是违法？

　　李召：这个很难界定了，真肯定不正确，是不是违法很难说了。当然网络传播有他自身的特点，有时是它的优势，另一个方面也是他的劣势，传统媒体也一样，它的优势另一个方面也是他的劣势。

　　问题三：老师，我昨天还有上你们的南都网，然后想请问南都网和南方都市报、平面和数字上的一些区别和现在的发展情况。另外一个想问的是，我之前有看过南方都市报出版的《后台》这本书，想问一下现在深度报道的记者在南方报业的占比和发展状态。谢谢

　　李召：南方都市报有几个拳头产品，除了普通新闻外，第一个品牌是当年孟波他们做的“评论”；第二个拳头产品是“深度新闻报道”，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知道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这是比较典型的报道；深度报道之后，第三个是刚才说的时局新闻。

　　主持人：谢谢您，时间关系，谢谢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