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讯：2014年1月2日新浪传媒论坛第十期召开，本次论坛以“准则与尺度——2013年媒体案件报道的是非之辩”为主题，以下是主题讨论三：当前最应该确立的基本报道规则的发言实录：

　　主持人：针对目前的情况，最终能不能结成共识，确立基本的报道规则，或者是总结出较好的做法，在当前的状况下，就媒体报道案件的报道规范有所推进。接下来请各位继续讨论。

　　徐迅：这是搭建一个平台，媒体希望把自己建设成负责任的媒体的努力。有一些报道可能新浪做得不那么好，比如说李某某的案件，娱乐记者去做。还有很多很不专业的一些传播。但是不论怎样，现在组织这样一个活动，你会看到生机勃勃的状态，一个方面是问题也很突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努力是真实存在的。

　　说到对规范承诺的具体意见，第一条里面涉及到的“并将这些作为职业信条”，这句话应该放在第一自然段的结束，因为除了第一条是“信条”，其他条也都是。第一条还有“谨守中立立场，避免利益与新闻的交换”，建议改成“新闻与利益的交换”，突出新闻是主动方。第三条，这个我没太想成熟，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了解到的这些东西，也许重要，但是它在程序中是有价值的东西吗？是证据吗？可以得出一个有法律效力的结论吗？我们好像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那么在司法报道中会不会成为两套体系呢？法院的庭上裁决是一个体系，媒体上我们做出结论论又是一个体系。这是否恰当？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表达方式。第9条，未成年人身心的内容，是不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第10条，“敢于揭露新闻行业内的不道德行为”，仅仅是不道德吗？也许还应当包括违法犯罪。

　　刘刚：我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授权有限。市场化媒体都有严格的规范、规定，我们有自己的规范和手册。如果以后有形成详细的手册，可以通过法人、单位的形式全国或者说各省来推广。

　　郭镇之：这个是个表态，我觉得宜粗不宜细，具体的一些措词，是不是最后请徐老师这些专家在文字方面再推敲一下。但是这个表态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好的。

　　我感觉中国的一些职业规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为我们这个规范做出来了，大家都会遵守，实际上执行力，或者是强制性这些可能会有问题。第二个是可操作性不强，还是比较粗。不妨分为两块，一个是表态性的东西，就可以粗略一些，表达一个态度，至于说具体的职业规范的话，就要很细。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收到小礼品，这个礼品价值多少可以收，否则不能收，应该怎么处置，都要做得很详细。所以可以分两块，一个是表态，一个是可操作性的细则。

　　徐迅：司法案件的评论的问题，是一特别专业的问题。在日本，就司法案件的评论问题，争论了十年。首先是报道和评论要分开，然后再说评论的原则是什么。有一个案子，最开始是20个被判有罪，5个死刑，最后都全免了，全员无罪，社会十分关注。争议的结果是说，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实体问题叫做言论自由不能侵犯司法独立。然后针对案件的程序问题，司法独立不能侵犯言论的自由。也就是说，你要评论、要批评，就批评程序好了，不能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做出评价。这个结论是日本人形成的他们的共识，被台湾人提炼出来的。

　　郭镇之：一方面公众有言论自由权；另一方面法律界有司法自治权，专业的媒体要留意怎么样把握尺度。

　　徐迅：当然程序问题是随时可见，公开审判不让公民和记者进法庭，法庭里都是被组织来的；虽然被告人有辩护权却不让人家说；开庭审判不能提前三天公告，等等，这些都是程序问题，随时可以批评、可以评论。但实体问题，有罪无罪，侵权与否，该不该判，该判多少，该不该赔，该赔多少，都是法庭和法官的权力。特别是在程序中时，他人不宜评价。而判决一旦做出，不存在妨碍公平审判的问题了，这应当是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当任人评说。

　　高鑫：我和同事们也讨论过，现在跑法制口记者群体最缺什么，许多同事们认为，在案件报道上，媒体最缺的是法治思维的运用，十八大提出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记者要不要运用法治思维，去理性地看待一个事情呢？当然是需要！做任何报道，若都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结果会更好一些。如对待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刑事拘留事件。前期舆情几乎一边倒，如果大家能运用法治思维的来进行解读，相关部门就不会那么被动了，老百姓也不会误解公安机关了。我们《检察日报》报社当时就发表评论，《记者被拘案 慢说“乱抓人”》，最终结局应验了。

　　还有一点，关于案件报道用不用真实姓名的问题，我们有一些规定，如进入公诉阶段案件，要求尽量都能够用真人姓名。这会带来一个问题，轻微的刑事犯罪，被告人有没有“网络遗忘权”，过一段时间，我这个名字应不应该再出现在网上，我有没有权力向相关部门反映，能不能删除，关于这种“网络遗忘权”或叫“数字遗忘权”，想听听各位老师和专家的建议。

　　另外，媒体报道出现了失范的原因，还涉及一些媒体在报道中过多地参与了主观态度，如在李某某案报道中，有报纸的大标题就是：“李天一他妈的要求太高 律师不干了”，还有包括大兴摔童案韩磊的报道，说他“求死得死后上诉”，上诉是他的权力，这是有法律明文规定。

　　当然，许多媒体都会有立场，我在报道一些腐败案件，除了将贪官的腐败轨迹、腐败特点清晰呈现，还会特意将那些身为行业“宠儿”的涉案企业予以披露。

　　关于之前提到的“网络遗忘权”问题，要不要给贪官“网络遗忘权”？有的当事人或家属会来电反映，说我该接受法律制裁的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已改过希望重新生活，你们之前的报道给我现在的生活还有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若不删除，这会不会与“最小伤害原则”向矛盾？当然，也有同事认为，删除的话，不利于国家诚信体系建设，法律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惩罚，而是威慑。

　　郭镇之：我觉得网络遗忘权主要是指自己发布到网上的东西，特别是未成年人，当时是率意而为的幼稚行为，如发照片啊等等，过了若干年以后，他成熟了，后悔了，可以要求删除。跟贪官的情况不太一样。那是历史，属于公众知情权。至于时间跨度、信息更改的问题，也可以讨论，应该属于更专业的问题。

　　高鑫：贪官的报道，过了一些年，他可能出来了，我也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了，我面对新的生活，过去那个报道的存在，会对我现在的生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去选择出于人道考虑，把名字隐去或将报道删去？

　　刘长：关于承诺的文本，我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是做案件报道的话，这些都是要遵守的，比如说尽最大努力接受每一方当事人这些，不仅是案件报道，而是我们做报道都要遵守的东西，这个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像郭老师说的，这个本身是表态，做得更深没有意义，更多是像一个宣言。高鑫老师说的我很认同，随着中纪委的反腐深入下去，我们将看到官员的人权问题，是完全得不到保护的。任何一个人落马两天，什么事情都出来了，多少个情人，多少个孩子，根本没有给他分辨的机会，然后是没有办法核实，说有20个情人大家都相信。

　　郭镇之：网络上的东西都可以视为传言，不一定非要相信。

　　刘长：记者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人讲这个干了多少的坏事，我们所谓的坊间传言。我们都做过这种稿子，这种信息用不用？市委书记倒台了，副市长跟你说这个人干过什么坏事。

　　刘刚：具体的犯罪细节很难拿到，纪检部门会查很长时间。

　　刘长：刘刚写的江西的副部级官员落马，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落马，你写的跟什么有关系，大家都说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

　　刘刚：都有消息源的。

　　杨迪：所谓原则上的东西，任何一个从业的人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更多是希望有技术上的更细致的东西。

　　孙兆华：我赞成内容具体为好，因为现在原则性强、笼统不可操作的要求条文已经太多了。徐迅在十年前关于媒体、记者在司法报道中的10条自律规则就非常具体实用，我给大家念念：第一，媒体不是法官。案件判决前，媒体不应做定罪、定性的报道。第二，不应指责诉讼参与人及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第三，对案件报道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等的权益予以特别关切。报道犯罪的未成年人和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应使之不可辨认。避免搅乱与犯罪无直接联系的组织和个人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第四，对不公开审理的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案件的案情不宜详细报道。第五，不针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暗访。第六，平衡报道，不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第七，评论一般应该在判决后进行。第八，判决前发表的质疑性、批评性的评论应当谨慎限于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第九，批评性评论应当合法、公正、抱有善意，避免针对法官个人的品行学识。第十，不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自己涉诉案件的事实和观点。每一条都有案例支持，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如果共同遵守，媒体和司法的矛盾就会减少，平衡就会增加。

　　刘岚：孙主任说的几条，法官听到了肯定是太高兴了。

　　徐迅：十年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河南有一位基层法院的院长说：如果新闻媒体和记者们能做到这样，我们之间就没有冲突。但是十年过去了，我们全行业并没有形成共识。比较专业的媒体和比较专业的记者，可能做得比这个要更好。但是有大量的媒体和从业者没有什么专业规范做。而整个行业也没有一个共同的规矩。如果有一个行规，如果有人不守规矩，我们行业内可以发出声音：因为他坏了新闻界的名声，让大家一块跟着都不受尊重，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我们群体中合格的一员，以后不带着他玩了，大家一起把他逐出去，以净化我们的队伍。

　　孙兆华：我认为，今天大家的承诺和将来《手册》的推荐使用，有三个意义，一是成为媒体人规范案件报道的表率；二是代表行业自律的期待；三是可以成为查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依据。

　　刘岚：我都同意各位老师说的，包括孙主任说的，我理解您的想法和用意，这10条归纳也挺好。

　　我想，对于新入行的媒体记者来说，可能更容易记住比较好。您说的很详细的规范，可以作为考试内容，或者是书面的手册发给大家，但是如果是一般性的承诺，是不是琅琅上口比较好。我也看了一些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比较好记，第一，真实的报道；第二，公平的进行批评性报道；第三，尊重隐私；第四，应当区分事实与评论；第五，不能对他人造成危险。我想起前阵子上映的美国大片《惊天危机》，电视台把报案的小女孩的身份直接播了出来，使她马上落入了劫匪的手中，这就对她造成了危险，一旦出事，电视台难辞其咎；第六，不因种族、性别、宗教、国籍等等产生歧视和挑起仇恨；第七，应当具有通常的庄重姿态和鉴赏标准，比如，像“某某他妈的要求太高”这样的标题恐怕就欠妥；第八，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有罪预断。我觉得有一些琅琅上口的规则也挺好。

　　孙兆华：我有一个关于平衡报道的疑惑请教大家，批评报道，要求采访各方，但有许多报道说，我要求了打电话了他们不接受采访，所以稿子还是照发，这样算不算平衡报道？

　　徐迅：每个新闻记者自己内心都知道。

　　刘刚：我补充一个在一线做的现实。他们知道媒体对专业性的要求，要求他们对敏感问题第一时间回应、答复、采访，大部分不可能做到，往往只有你报道出来了，引起关注了以后，他被迫或者是上级领导批示以后，被迫才会做回应。我们做过很多这种的，他就是不回应，你没法做。

　　孙兆华：因为媒体的报道太不负责任，想怎么报就怎么报，所以大家才怕记者，见了记者三缄其口。

　　刘岚：我问过一位州法院的首席女法官，她说会定期接见媒体记者，一年一次，还说这是她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之一。要求法院接受采访、给回应、给答复，在记者看是正当要求，在法院一方看，如果记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它可能会集中答复，比如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或接受集体采访的方式作答，但是对于个案，如果你想给个传真就要求回应，恐怕比较难，没有授权，工作人员不敢回答，一是不可能马上对情况都了解，还有，我说了算我个人的观点，还是法院的观点？

　　刘长：案件报道最理想的方式的就是去公开审判的现场采访，没有媒体是有意去丑化什么事情，很多情况是因为信息拿不到。

　　徐迅：所有的法院公开开庭审判的时候都能确保至少有一个记者席，人民法院报敢不敢做这样的报道？

　　刘岚：太敢了。

　　徐迅：我的学生实习，跟着老记者去法庭采访，被法院宣传处的人领着办好了进入法庭的手续，然后站在法庭门口等待，准备一开门立刻去进去，好有一个座位，对宣判情况做记录，没想到这边一开门，那边忽啦一下进去一大堆人，立刻把所有的座位占满了，记者都被挤在门外了。记者们很疑惑他们的身份，就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因为他们猜测这些人是实习生，他们说“这跟你们有关系吗”，结果记者们的任务就没完成。要不然你把席位留给记者，哪怕有一个记者进去了，也算是一个标准的公开审判。

　　刘岚：不是每个案件媒体都感兴趣。像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主流媒体，重大案件都会有记者旁听。

　　郭镇之：媒介与司法的关系不一定能完全和谐，之所以说第四权，就因为新闻界是一种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的监督，如果大家关系过于和谐的话，就可能失去制约的作用。

　　郭镇之：不可能双方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是我们应该期望的。就是说，大家能相互谅解，每一个界，法律界、新闻界都能恪守自己的职业规范。但是大家好到不分你我，那么好，这个不可能。

　　刘长：有视频的转播，开几个房间让你听，来几百个不是事，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

　　徐迅：可以跟记者提出要求，记者自己选代表，谁进去。我法庭里面只有4个座，是记者的。谁是最专业的，谁是公信力最强的，大家来选，可以进一个摄影记者，一个文字记者，两个电视记者。

　　郭镇之：这个协调的工作应该是记协的事。

　　徐迅：大家都承认这样的逻辑和原则，你的料你要供大家使用，你还不能从中收钱。不是做不到的，关键是有些法庭就是不让记者进入。

　　刘长：我客观地说，法院是在逐渐的公开。这一点大家要相信。

　　刘岚：我曾看到美国法院一个大审判庭里面有12个记者席，跟普通的旁听席是分开的。他们说一般是留给主要的媒体，并且记者是相对固定的记者。

　　朱海峰：我想说的是把文字更好记一点。第7条，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性侵害单独提出来。如果是规范的话，性侵害没有必要特别的强调。

　　郭镇之：性侵害这种问题是比较有故事，比较吸引眼球的，所以炒得就会特别厉害，违法的情况也会比较多，所以这里可能就强调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有没有可能在重大报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报道方式，把我们的表述做的更好一些，让它更加的吸引观众和读者，在大要案报道上，有关司法部门跟法院报、央视、新华社等等各个媒体公信力比较强的一些媒体工多地合作和沟通，让主流的声音放大之后，小道消息就降下来。其实这个是共赢局面。感谢各位精彩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