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智库：谋士、门客、谏议大夫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古代对智库的称谓，有智囊、养士、军师、谋士、门客、幕僚、谏议大夫、师爷等。

中国智库构成：官方、学院、民间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新闻媒体“内参”的模式影响过高层决策，而最早出现的“智囊机构”，可能是1980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该机构成员通过调研形成的报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而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1984年起，该机构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

进入90年代，另外一些智囊机构开始出现，如后来被整合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若干个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等。同时，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各个中央部委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纷纷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认为敏感的外交和两岸关系领域，也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智库。

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智库的分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智库机构。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第二类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等。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此外，一些民间智库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出现了诸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与政治研究所、安邦集团等渐为公众熟知的民间知名智库。其研究成果及报告亦开始出现在政府决策高层及广大民众的面前。

2009年3月20日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其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山”担任。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中国智库面临的困境：官方智库缺乏独立性、学院智库与社会脱离、民间智库身份尴尬

在多位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完全处于市场之中，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由于作为智库产品主要需求方的政府在思想产品采购上很少甚至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处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生存空间狭小。与西方成熟的思想市场机制相比，中国智库还处于计划经济阶段。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在诸多影响下，评论者也对中国智库的一些“拙劣的表现”提出了批评。

财经评论员叶檀：从2007年到2008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学者之前的预测多数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的确是研究人员水平差，业务不熟练，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厘清，对基本的经济规律缺乏认知。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还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我认为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错了。研究者提供的应该是对未来经济有依据的科学判断，但是由于我国多数是体制内的研究者，所以研究者的职责在多数情况下就变成了为现有的政策作解释。或者是根据需要作出相应的预期，完全偏离了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

世界一流智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避免中国智库在发展中遇到的类似制约？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介绍，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且一般为非营利机构，依靠基金会资助，所以在资金上问题不大。其次，美国智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或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前政府高官。此外，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兴盛，还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开放性，这样智库才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还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因为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媒体的平台来展示。

和卡内基类似，被视为现代智库之父的美国兰德公司虽然在2002年取消了“公司”的名称，但无论取消前还是取消后，它的组织框架和业务模式完全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是一个通过研究分析，推动政策和决策改善的非营利机构。它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买家”，是美国政府及其下属部门。

薛澜认为，对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而言，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一是如何完善智库发展所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二是如何加强智库的自身建设。

在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使相关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各种智库可以针对相关政策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次，要逐渐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础。再次，要建立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使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实现其政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