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 《北京日报》近日在其理论周刊中刊载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的文章，概括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十忌”。

　　近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不论是集体编纂的还是个人撰写的，都富有可读性、可教性。但有些党史读物，特别是一些回忆录，在真实性上要大打折扣。对有些党史类书刊失真的原因，作者概括为十个方面，简称“十忌”——

　　一忌活人优势现象。不少在世人物在写党史的时候充分肯定已故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但也有些在世人物钻“死无对证”的空子，功往己身揽，过往人身推，出现活人欺侮死人的现象。有些人把死人公开讲出的违心之言当靶子，用自己私下讲真心话去射击。还有些在世人物当年与人家本来是错在一起，对在一起，“彼此彼此”，如今在写回忆录时却撇开自己讲的错话不提，只抓人家说过的错话，包括后来人家已经不再说的错话，大做文章。

　　二忌正确无边现象。把一些较多站在正确方面的党史人物说得处处正确。对他们过去做错了的、今天看来依然是错误的事，极力加以回避，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甚至还有文过饰非，颠倒是非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都应当走下神坛，把任何人神化都是错误的。

　　三忌一错百错现象。把党内的罪人，包括一些做过错事的人说得一无是处。比如延安整风，一说整错人，就是康生如何如何。康生固然是个整人狂，可是，为时两年，“抢救”了那么多人，全是康生一人干的？康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把坏事都拉到康生头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不利于把教训变成共同的财富。

　　四忌亲人溢美现象。凡书都有校正系数，其中有些党史人物的亲属写的长辈史，校正系数最大。他们在书中说老一辈私下里对他说过什么什么精彩的、针砭重大事件的、富有前瞻性的话。假定那些话是真的，不说别的，单从保密角度看，他们的长辈的某些先见、高见，或多或少犯有泄密的错误，至少犯有不守纪律的自由主义。

　　五忌屈人无错现象。不少人在党内斗争中受过伤害，甚至惨死。人们不忍心多说这些受害者的失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忍心说他们的失误，不等于他们没有失误。在不说清他们的失误便不足以讲清历史时，就应当对历史负责，把这些受过委屈的人的失误讲出来。

　　六忌发泄私愤现象。有些史书的作者“以我划线”，对于过去批评过自己的，或者是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含沙射影，恶意中伤。这就势必迫使对方及其后人起来还击，翻老账，“打内战”，于大局不利，于团结有碍。七忌以论阉史现象。研究党史必须按中央有关党史的决议办事。但决议上的结论是根据史实做出来的。“以史立论”是第一位的。当史料非要冲破已有之定论不可时，史学家应当勇于放弃旧论。

　　八忌扣大帽子现象。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很强。政治性再强，它也属于研究的范畴。研究无禁区。正因为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很强，才最怕乱扣政治大帽子。多年来，在党史研究领域总有人乱扣大帽子，好的是扣得快，摘得也快。以史为鉴，大帽子还是少扣点为好。

　　九忌捕风捉影现象。这是指有些人急于求成，“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不要说没搞清五个“W”，有时连第一个“W”是“谁”都没搞清楚就发文章，把女的说成男的，把弟弟说得比哥哥年长，至于史实、观点，那就更不用说了。

　　十忌婆婆妈妈现象。有些人用过去婆婆妈妈的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分析政治事件、去揣摩政治家。这是把政治庸俗化。例如，现在动不动就说“伟人也是人”。殊不知伟人固然不能不是人，但他首先是政治家一类的人。是政治家，就要从政治家的角度分析，就不能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分析。把宏观政治等同于家长里短是犯了大忌的。

　　文章作者亦提出三点建议以提高党史书刊的信度和丰度：一、提高公开性，增强透明度。曲解是不透明的伴生物。二、充分展开讨论，并要坚持平等讨论。三是写史的人要下笨功夫。一是一，二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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