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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所紫竹园楼下

　　(文/张帆)

　　茅于轼简历：

　　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此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之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

　　2004年2月16日，美国著名的Atlas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北京，他们登门拜会了茅于轼先生，并向茅老传达了将继续向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的意愿。

　　茅于轼与Atlas基金会的相识源于1999年的那次获奖。Atlas基金会的全名叫作Atlas经济研究基金会，在美国，它并不算是最大的基金会，但它每年进行的一次评奖却非常有名，奖项的内容是：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一本在推进市场和民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书，对其作者给予奖励。而该奖项的7位评委基本都是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在1999年的评奖中，茅老所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最终被评委会选中。茅老把2000美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了自己所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只把一面精致的纪念奖牌挂在了自己家的客厅里。

　　2月20日，我们来到茅老家中进行采访，当谈到Atlas基金会以及茅老的那次获奖时，茅老特意起身为我们摘下墙上的那面奖牌，并在上面兴致勃勃地指出了布坎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编者注)的名字。自那次评奖后，Atlas基金会通过茅于轼也正式知道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名字，他们对后者的运作十分感兴趣，先后数次向天则所提供数额不等的资金支持，双方逐渐结成了融洽的合作关系。而我们对茅老的采访也从他对天则的回忆开始展开——

　　创始——艰难的起步

　　“天则在最初创立的时候，我并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坐在客厅中央的一张藤椅里，茅老开始陷入了对10年前的那些往事的回忆中：“当时是盛洪找的我，他来我家好多次，专门和我谈成立天则所的事，我记得‘天则’这个名字就是由盛洪起的。”

　　1993年7月，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4位经济学家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民营、私营企业，当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14%，这样的情况迫切需要专门关注此类现象的经济研究机构，于是，我们的投资方北京大象公司决定发起成立这样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茅老说道：“当时他们最初找的人是唐寿宁，后来由盛洪把事情接过来，然后又找到张曙光、樊纲和我；当时我们5个人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共同的特点是各自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都与制度经济学有关，而且盛洪还认为这几个人能够志同道合。”

　　“我记得那一天好像是7月26日，我们在西单的三味书屋召开的成立会议。在书屋的二楼茶屋，当时的会场布置得很简朴，只摆放了一些简单的茶点，到会的三四十人也基本都是学术界内的一些朋友。几天后，我们在雅宝路的亚洲饭店又开了一次会，然后就在西单的达智胡同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了。”

　　天则所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在工商系统以企业单位进行注册登记的，而且组织模式也完全遵循股份制原则。茅于轼等人属于技术入股，分别占7%；主要发起人盛洪占14%，王永丰所在的大象公司则是资金入股，占20%，他们首期支付人民币10万元，并约定其后按季度逐步增加投资。作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几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坚信自己的知识一定能够创造财富。于是，他们为自己设计了“学术和盈利并举，以盈利养学术”的发展路线。“一开始我的理解还不很明确，甚至说有些糊涂，我不知道天则所具体要做些什么，我在里面能起些什么作用，甚至开始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一个顾问。”在谈到起步时的天则工作时，茅老笑着说道：“而且，很快大象公司因为经济困难，计划投入的100万只给了一半就终止了，于是我们只好自力更生。天则成立不久盛洪要出国，刚好我从社科院退休，于是我又接替了盛洪的所长工作。”

　　成立后的天则承接到第一个研究项目：《万县长江大桥等四项投资可行性研究》。“这个项目是通过我的一位姓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四川人。在这个项目上好像共收入了10万元。”茅于轼回忆道：“这是天则所的第一笔收入，但这10万元并不是纯利润，严格算起来其实都是亏损的。也是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意识到做咨询业务很难盈利。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尝试，我们总结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善于做具体的业务咨询工作，前后也谈过一些业务，但都没谈成，即便谈成的几次，之后人家也都不再找我们了，这说明我们干得不好，否则，不会没有回头客。”

　　1995年，天则又在科委系统进行了事业单位的注册，一套机构拥有了两块牌子，到1999年10月，再次做出重大结构改革，把学术和咨询完全分开，另成立了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继续向商业化发展，而天则所则完全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的公众学术机构。茅老向我们说道：“现在盈利这一块，我们已完全取消了。”

　　十年——欣慰与感叹

　　从成立至今，天则所已走过了10年的风雨历程，而一直参与其中的茅老也陪伴着经历了10年的风雨沧桑，这10年间的欣慰与感叹自然也是不一而足。从最初的西单达智胡同，到后来的水科学院、方庄芳古园、紫竹院报恩楼，及至现在的真觉寺，天则所10年间共四易其址，经历5处办公地；茅老也从最初的所长兼理事长、总管天则一切事务，变成了现在的常务理事，并且因年龄原因正日渐淡出天则所的日常工作。

　　“回顾这10年，最大的困境就是一直没有钱”，当我们问茅老在天则所经历的最大困境的时候，茅老回答道：“天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民间学术机构，所需的资金都来源于外界赞助，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每年预算也从过去的几十万元提高到了现在的近百万元，所以，至今资金局促仍是困扰天则的最大难题，如果出现两个月的资金短缺，天则就会面临关门的危险。”

　　据茅老介绍，由于国内缺乏此类赞助的传统，最初都是国外的基金组织向天则提供赞助，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每年都会提供给天则所1到2万美元的赞助，还有美国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等，当然也包括Atlas基金会。近年来，国内的赞助也逐渐多了起来，先后有两家证券公司向天则提供总共大约100万人民币的赞助。

　　“最艰难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交给我们做项目，我们连出差住旅馆的钱都不够，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钱。”那是在1995年左右，亚洲开发银行出资3万美元委托天则所对三茂铁路(三水—茂名)项目进行经济评估。据茅老回忆说，那是他在天则10年当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项目，只现场调查工作就做了一个半月。茅于轼和几位同伴亲自赶赴“三茂”沿线，一个车站一个车站地进行实地调查。那时的天则还毫无名气，接待方的态度自然也非常冷淡，有时茅于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天则所的人，对方连理都不理，甚至拒绝他们在那里进行调查，不得已茅于轼只好请“亚行”出具一份证明信，才勉强完成现场调查工作。之后，又进行了几个月的后期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课题做得很成功，可以说这是亚行所有类似项目中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一开始亚行的那些经济学家不接受我的方案，但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他们都开始按我的方案做类似课题了。”

　　在完成“三茂铁路”的课题后不久，亚行又出资2.5万美元把“广梅汕铁路”(广州—梅县—汕头)项目交给茅于轼来做，对其工作质量给予充分肯定。“在第二个项目中，我的一个姓李的学生还提出了一个计算客流量的数学模型，这在学术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创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回忆那一幕幕往事，茅老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如今亚行仍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每年的亚洲经济论坛都会邀请我去参加。”

　　另一件让茅老记忆犹新的事发生在1996年。当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香港的午夜》的文章，文中把中国政府描述成了和纳粹一样的独裁政府，并称中国收回香港就像是纳粹德国进入法国的凯旋门，而且文中配发的图片就是德军正通过凯旋门时的大幅照片。这篇充满偏见的文章一下子激怒了天则所的诸位学者，他们专门召开了批驳该文的会议，之后茅于轼、盛洪、张曙光和余永定又分别撰写了批评文章，刊登在当年第9～10月号的《国际经济评论》上。不久之后，《经济学家》的一位主编专程赶到北京，当面向天则所的学者们认错，对方解释说，《香港的午夜》一文确实有欠客观公正，是主编不在的情况下刊发的，他们已经在内部进行了通报批评，要求以后对中国的报道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从那之后，《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的报道果然比从前有了很大改观，天则所的这次正义之举也博得了中国外交部的高度赞赏，称他们做了一件具有外交意义的重要工作。

　　当然10年当中也不都是胜利和荣誉，其中也有很多失败和教训。“我印象中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接管《海外工商》杂志。”茅老回忆道。那时天则所刚刚成立一年多，1997年10月7日，天则所在方庄芳古园召开理事会，决定接管人民大学主办的《海外工商》杂志，并聘请黄一义担任杂志主编，前后共运作一年多，但一直都办得不成功。最艰难的时候，茅于轼和天则的工作人员们甚至带着杂志挨个报摊去推销，但发行仍旧疲软，前后赔了很多钱，直到最后停刊。反思这次失败，茅老感慨道：“其实最初我就预感到会失败，我们只是特定领域内的学者，不是所有方面的专家，尤其没有办杂志的专门人才，失败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在《海外工商》一事上的失败之外，茅老对那次很有名的“天村实验”也是遗憾大过了欣慰。“天则所关注的一直都是制度经济学，尤其需要我们深入到学术之外的社会事物当中去，搞村民自治实验就是我们的一次具体行动。”茅老说道：“我有个一贯的看法，中国的民主化不止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的事，我们可以做老百姓的工作，做村民教育或者市民教育。只可惜具体做的时候出了很多问题。”1999年年末，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在天则所成立了由李慎之、何家栋、刘军宁、王海光、周鸿陵等人组成的村民自治课题组顾问专家组，周鸿陵是具体负责人。茅于轼经过和张曙光、盛洪协商，在福特基金会申请了一笔3万美元的资金，代表天则所以投资人身份加入了这次实验。“具体做的时候出了很多事，甚至发生了周鸿陵聘用的一位出纳携款逃跑的事。”茅老反思道：“当然主要责任在我，是我监督工作不利，所以后来我跟福特基金会特地做了深刻检讨。”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到，茅老对周鸿陵在工作中的表现很失望，但对其学术天分却赞赏有加。在中国学术界，茅老一直有着公认的品格涵养，从他这次对“天村实验”的回忆中就可见一斑。

　　感悟——做社会良心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茅于轼此前曾取得过许多中外瞩目的学术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用茅老的话说就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茅老的这个原理直接解决的也正是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等于说，茅老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况且，茅于轼本是学机械工程的，他的所有关于经济学的思维完全是一个人独自摸索锻炼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优秀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不啻是个人成才的一个奇迹。尤其让人感慨的是，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也可见“自学成才”的茅老在经济学领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让人钦佩。

　　1985年，茅于轼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终于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由于茅老不是经济学的科班出身，所以他在行文时更善于把那些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通俗化阐释，文笔洗练，深入浅出，因此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行了近10万册仍旧脱销。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1987年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中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非常难能可贵。

　　其后，茅于轼又把关注的视角逐渐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甚至还从经济学的思维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和《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等著名著作，这些书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像“金庸迷”一样，茅于轼也用自己的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

　　过去的茅于轼著书立说，异常活跃，退休之后的他也同样是精力充沛，经常积极投身到各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当中。除了天则所的工作之外，他还亲自在山西省临县设立了小额贷款扶贫基金。这项扶贫实验运作得非常成功，不但帮助当地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还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在我国农村贫困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可能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茅于轼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媒体纷纷报道他的事迹，并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

　　在中国诸多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当中，茅于轼是为数不多的思考和行动并举的人之一。他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所有结论几乎都能够在实践当中找到成败的例证，这种像当年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既述又做、知行合一的大家风范在如今的中国学者中已越来越稀缺，但在茅于轼身上则显得那么平易而简单。春秋时期，曾有一个叫叔孙豹的人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段话后来就成了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用来衡量个人价值的“三不朽”论：所谓“立言”，就是发现能够造福社会的真理;“立功”，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改变社会现有的状态，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立德”，就是亲身实践自己发现的道德规范，成为一个影响他人和后世的楷模。茅于轼无疑就是一个最好履行了这“三论”的人。

　　在深入接触“三农”问题之后，茅于轼发现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其实就是城乡的二元化状态，如果不改变这个状态，那么，农民处境永远不会得到改善。因此他总结出农村的根本出路就是城市化，通俗一点说就是“要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在得出这样结论的同时，茅于轼仍旧没有忘记他的知行合一。2002年3月，他和汤敏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农村女孩，把她们介绍到城市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两年多来，他通过实际行动已经帮助很多农村女孩走出了贫困的乡村，获得了相对富裕的城市生活。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蕴含着典型的社会经济意义，他的亲力亲为，实质上是在寻常小事中探索着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难怪当茅于轼70岁寿辰的时候，有崇拜者专门撰文称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甚至直接称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面对这些赞美之辞，茅老总是显得诚惶诚恐，他一再强调说：自己只是一个极普通的人，甚至还犯过很多错误，有些至今还在深深懊悔。

　　不管怎样，体现在茅于轼身上的智慧、慈悲、平民化等精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这些值得尊敬的品质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经常可以从茅老的言语之间清晰地感觉到，而且他对笔者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没有丝毫的阻滞与戒心。身为学界泰斗，名门之后，能够如此温厚平易，朴实无华，实在让人钦佩不已。此前，笔者曾在媒体上看到过茅老关于自己人生宗旨的阐述，他说自己的人生宗旨有两条：一是不讲违心话；二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两条合在一起其实是用诚实的态度去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做这个社会的良心。

　　为理想为信念奔忙了一生的茅于轼，如今仍住在北京南沙沟小区的一座普通寓所里，他在这里已经居住了27年，他所有的思考和努力都是想着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但当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家已经拥有了私家车时，茅老仍旧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往穿梭于北京的街头。在茅老家里，几乎除了鲜花就是书籍。我们刚进门的时候，看到茅老正在伏案写作，待我们刚刚结束采访，茅老又争分夺秒地回到案头。当我们让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对一生相伴的茅老进行描述时，赵阿姨毫不犹豫地给老伴下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工作狂。

　　茅老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而处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才是“对真理的发现”。茅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范畴。茅老总喜欢说，财富不是快乐的惟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他甚至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就这样，茅老心系着天则所的生存和发展，心系着国家和社会，更心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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