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招生事件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因为涉及中国“最后也是最好的公平”———高考公平，所以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北航校长、中科院院士李未已通过《新京报》诚恳地向社会表示了歉意，并希望该事件是一个“孤例”。

　　遗憾的是，北航招生事件似乎并非孤立的事件。一位经常采访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记者向《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他所知道的高校招生黑幕。他说，北航的招生丑闻，仅仅是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国青年报》8月16日）

　　高校招生中的违规行为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通过定向招生计划变相敛财。定向生计划的初衷是为艰苦行业、艰苦地区以及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定向培养人才，因而许多内地的国家机关、效益好的单位都被列为定向单位。但是，由于对此项政策的操作不透明、不规范，在一些地方、一些学校，定向生计划变成了变相敛财的工具，成为高校招生腐败的温床。一些招生机构之所以给一些院校许多定向生计划指标，实际上是给“政策”，允许他们多收费，以缓解办学经费的不足。

　　除定向招生指标外，让某些人有机可乘的还有机动指标、少数民族预科生指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特长生招生、补录等招生环节。《南方周末》不久前报道的某市批量产生国家二级运动员，即是一例。

　　地方招生办为了缓解地方办学经费的不足，有时会纵容甚至鼓励地方院校多收费；为了鼓励本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则会纵容甚至鼓励外省市高校特别是名校通过“变通”手段在本地区招生。而目前市场化的许多做法已经渗透到教育领域。在绝大多数时候，对于招生方和被招生方而言，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双赢”之举，像今年北航事件中举报的考生家长是凤毛麟角，媒体的曝光也非常偶然。因此，在某些时候某种程度上，高校、地方招生监管部门、考生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利益共同体”，虽然他们各自的利益指向不同，但都借助招生工作中的信息不透明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却损害了招生的公平。

　　因此，光靠权力监督和媒体监督，作用非常有限。更为根本的，在于招生信息公开，通过公民权利制衡实现招生机制本身的内部动态平衡。我们现在的招生，一般是按1：1.2左右的比例投档，招生部门从高分到低分向高校提供考生档案，高校20%的灵活性明摆在那儿，其“自主权”不是低了，而是高了。

　　即使现有录取规则不变，也有必要将所有的被提档考生信息全面公开，高校录取哪个不录取哪个，要有详细、充分、合理的说明；上线考生是否被提档，也可以通过公开一目了然，让考生及其家长心知肚明，他们认为有问题时可以及时地寻求权利救济。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和诚意。

　　本报特约评论员童大焕[ 责任编辑：罗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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