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北京市人大成立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北京市人大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人代会及人大代表的工作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北京市人大的一些工作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审议，如《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集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等，这些工作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不过，细心的人也会发现，近年来，不仅仅是北京，全国不少地方人大所取得的成绩或进行的改革，大都体现在立法工作方面。当然，地方人大作为立法机关，集中精力做好立法工作理所当然。但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地方人大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当前和未来，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首先，地方人大监督政府工作的范围还可以拓展。

　　人大监督不仅要盯紧一些政府部门，更要对政府官员个人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经常性、事件性的监督。

　　在监督官员个人的工作上，北京市人大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早，从2000年始，市人大常委会就对一些重要官员开展了述职评议，就在前不久，副市长牛有成还向市人大做了述职报告。述职是人大监督官员的重要方式，今后应该让述职制度化，让更多官员都能接受人大的评议。

　　除了述职之外，地方人大还可以考虑对官员进行事件性的监督。所谓事件性的监督，就是如果一些社会事件或公共事件可能牵涉到政府官员时，人大马上介入，要求有关部门调查或亲自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考虑对官员进行处理。现实生活中，一些事件牵涉具体官员，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突发性事件或事故，比如社会上关于某个官员的传闻，比如一些新闻批评报道涉及的官员等，这样的事件往往社会反响强烈，人大如果及时介入，将有利于加快事件的解决。

　　其次，地方人大监督政府的力度还可以再加强。对于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目前人大主要的方式是向政府提出建议、批评、询问等等，这些方式缺乏硬性的监督力。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了人大具有特定问题调查权，以及质询、撤职等刚性的权力。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刚性的权力可以发挥其更大的威力。

　　要想树立地方人大权威，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刚性的监督方式激活，对官员开展经常性的“异体问责”，只有这样，人大的监督才会给政府及其官员造成现实的压力，使得官员兢兢业业，不敢懈怠。

　　此外，地方人大监督政府的方式还可以进行创新。

　　记得在去年9月，温州人大常委会联合当地的电视和报纸，主办舆论监督栏目，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效果很好。

　　温州市人大的实践证明，人大监督的方式有着很大创新的空间。在当前人大代表非专职化以及地方人大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联合社会力量（如媒体、法律机构、民间组织等），共同开展对于政府的监督，是个好形式。

　　强化地方人大监督政府的功能，要想从理念变为现实，还需要有一定制度支持，比如工作经费的保证，内部机构的增设等，这些是强化监督的基本保证，也是亟待需要完善的。

　　本报评论员于平相关报道见A04版[ 责任编辑：罗远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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