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游走在上海边缘(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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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3日02:14 人民网-华东新闻 | |||
本报记者吴焰摄 或许是马家的“示范效应”，汪厂村4000多人，在外打工的至少30％，前几年是没结婚的姑娘小伙往外跑，这几年，是两代人举家闯荡“拖儿带女”的打工移民新现象，近年来在大中城市呈明显趋势 寻找晨晨———淹没在市中心的“703弄” 若非刻意寻找，来回走了两次，问了数人，说不定，又要与“泰兴路703弄”擦肩而过。 没想到，距繁华的上海南京西路只有两三站路，一路霓虹闪烁走来，竟在快靠近西苏州河的地方，与挂牌价超过2万平方米的南草坪花园公寓楼盘一墙之隔，遮蔽着“703弄”这样一处特别的世界。 那是记者正要寻找的一批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家庭聚居地。 这是一个很窄的弄堂，门牌号挂贴在早已斑驳的侧墙上。一旦走入，就会发现规模不小，仅门牌号，就高达数百户。每一个门牌后面，少则三四家，多则六七户。二层楼的老石库门房，军营般排列整齐，贴得亲密的两排房之间，撑挂起各种衣服，许多穿着睡衣、裤衩的男女，摇着蒲扇，闲聊纳凉。从狭窄门洞里飘出的电视声，夹杂着户外孩子的吵闹声，垃圾箱里的腐烂味、厕所里的尿臊味，混杂出真实的市井生活。 是那种走来一个陌生人、便要接受无数注目礼的典型的老式里弄。房客则是夹杂着安徽、江西、河南等口音的外地农民工家庭。 小学生晨晨的家，就在其中的142号。循着门牌，在一片晒着各式内衣的“万国旗”中走入，叩打着敞开的门，昏暗的里屋传来电视的咿咿哑哑声，良久，出来一位老人，警惕地打量着记者手里的字条：“错了。应该是后门。”绕到另一端，扯着嗓子叫了声“是晨晨的家吗”，在无数探出脑袋的注视下，总算听到了“哎”的一声。 “不能让孩子窝在穷地方，像我们一样活着”———改变命运的家庭行动 刚刚吃过晚饭的晨晨父母，正在逼仄凌乱的小屋里看电视剧。9平方米的屋，四面封闭，没有窗户，一架风扇在拼命地“摇头”，仍然难驱燥热。一张床，一张桌、一台电视、一张椅子以及挂在墙上装衣服的袋子，撑起了一个4口之家。 家里多了客人，调皮的晨晨只能坐在妈妈腿上，姐姐姗姗倚在门旁。很难想像，一家4口如何睡过了两年？ 晨晨对家却显然感到满足。“除了挤一点（晨晨这样对记者描述老家住房：‘好大好大哟，我的那张床可以一直打滚呢’），怎么着都比家乡好！”离开家乡安徽无为县高沟乡汪厂村，来到上海做了6年保姆、钟点工的妈妈姚志玲，眼里闪着一些兴奋，还有自豪。 那时，晨晨刚满4周岁，姚志玲忍痛扔给奶奶。在上海，她一边给别人带孩子，一边想着虎头虎脑的晨晨，多少个夜晚，泪湿衣襟。 爸爸马旭东第二年跟进上海，在一个老乡办的包工队做装潢。 “刚来，只想着挣笔钱回老家去。干着干着，便动了把孩子带出来的念头”。电视接收信号很弱，马旭东不时站起来，摆弄着这个房间里看起来最贵、也是最新的54厘米彩电。“最起码，也得让他们看看上海，而不是窝在那个穷地方，像我们一样活着。” 那样的“活着”是什么？马旭东用了两个词———“没出息”、“窝囊”。 “种地有什么指望？我家世代种田，也没见出息一个。农村和城里，差距实在太大了。单是想到乡下连个稍微负责一点的老师都找不到，就觉得对不起孩子。我至少得为孩子的将来做点什么。” 直接促使他们下决心的，是奶奶的抱怨：管不住了。孩子成绩不好，总是不及格。 “老实说，村里的学校硬件比这儿农民工小学好不知多少，但老师不负责任。”“孩子没有知识，以后一样没出息。”打听到上海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后，两年前，马旭东夫妻狠下决心，把两个孩子接到上海，并在老乡的介绍下，搬到现在的703弄。 “开销一下子大多了。”没等父母报出账来，一旁的姐弟俩已经一五一十报将出来，“房子350元一个月”；“学杂费一学期每人450元”，“学校餐费240元，校车100元”……这个家庭的每一笔支出，看来常在家中被提起。 “两个孩子一年就花8000元，如果在老家，顶多3000元。”一边心疼，马旭东一边笑，“不过，我在投资啊。肯定有大回报。” “现在姐弟俩回村里，不是吹，成绩可是这个！”马旭东竖了竖大拇指，“如果再回去读，不出半年，肯定又是这个！”这次，他竖起了小拇指。 与老家的孩子比，儿女变化最大的是什么？马旭东脱口而答：“我的孩子更幸运。爸爸妈妈能勇敢地来到上海，宁愿多吃苦也勇敢地让他们走进上海。”他拍拍晨晨的头，目光坚定：“他们可能由此改变命运。” 乡下也有无数的人紧随他们的脚步。上个月，姚志玲哥哥志勤一家，刚刚搬到703弄136号二楼。他们第一时间带上女儿月月往上海求学。积蓄不多，两口子拼命找活，不到晚上8点，根本回不了家。 或许是马家的“示范效应”，汪厂村4000多人，在外打工的至少30％，前几年是没结婚的姑娘小伙往外跑，这几年，是两代人举家闯荡。这种“拖儿带女”的打工移民新现象，近年来在大中城市呈明显趋势。 不敢进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又日渐凋零——无从选择的选择 清晨5点起床，步行10分钟等校车———703弄的许多孩子，就是这样揉着一双惺忪的眼睛，开始每一天的生活。 晨晨姐弟俩就读的学校，是位于城市西北部的金沙江路的上海皖北希望小学。 “孩子是真辛苦。”姚志玲很怜惜，“可是，我们没有多少选择啊。” 在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颇为尴尬。打工子弟的成长诉求与打工学校自身隐忧之间，大量农民工入城与城市管理难题之间，甚至在“允许”与“取缔”之间，农民工子弟学校一直备受争议，成为无数打工者流入地城市的一桩挠头大事。 以农民工居住较集中的普陀区为例，最高峰时，农民工子弟学校曾办起了20多所，但是，几经整治、取缔，只保留了6所。其中两所，最近也因拆迁或搬或关。 马旭东最早给孩子考虑学校时，主要考虑离家较近。老乡推荐说新闸路上有一所，孰知两个月后再去，被告知“房屋被市政拆迁，学校不见了”。因为投资小，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多是在一些旧城改造集中区域租住老式民楼。 “看上去，这所学校命运要长久些吧。”另一个孩子伟伟的爸爸王庆胜乘公交车来到金沙江路，在这条普陀区最主要的交通干道旁，那高高飘扬的国旗，让王庆胜一下子踏实了。 记者疑惑：上海方面在整顿与取缔许多违规农民工学校的同时，也开放了许多公立学校供农民工子弟就学。论教育质量、学校硬件，抑或是“融入上海”，岂不是最好的福音？ “不灵的。”闻闻妈妈的安徽普通话里，竟然蹦出一两句上海话。早几年，在上海开了间小印刷厂的闻闻家，曾把语语、闻闻姐弟俩送到闵行的一家公立小学。孩子倒是欢喜得紧（语语一直对记者说：以前那个学校的操场好棒啊，有滑梯；以前的课本是彩色的，不像现在是黑白的），但两年之后，大人们还是把孩子转到农民工子弟学校。 “上海学校事太多了。”闻闻妈妈说，单是学校规定的校服、餐点，以及各种春游、课外活动，“也要花去我们不少时间和钱呢”。连闻闻家都感到“负担”，其他打工家庭的承受力可想而知。 连学校正常的家访、家长会，也竟然成了“负担”。“好容易找到的钟点工岗位，因为开一次家长会就砸了，那怎么办？” 而马旭东觉得“不可能”的原因，还在于上海、安徽两地的不同教学内容。“外地孩子，不允许参加上海中考，还得按安徽的教学。”上海皖北希望小学每年的招生简章，“卖点”就是承诺完全按照安徽版教学大纲。 在闻闻妈妈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痛从未对孩子提起：“那次我去开家长会，听一位上海家长对班主任说，不要让他家孩子与‘农民工孩子’放在一个小队。我无意间听到了，心里那个难受啊……” 皖北希望小学的“兴旺”，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出农民工子弟对学校选择的狭窄。 普陀区教育部门对该校很关心，每年支援了大量本地学校淘汰的课桌、教材、设备，街道也很支持，并提供指导，但是，校长武学伟还是提着一个担忧：如果金沙江路有了新的规划，学校迁到哪去呢？ “我喜欢上海”———农民工子弟异口同声 与成年人的敏感不同，孩子们的世界，简单而快乐。 11岁的梅梅，上学期刚从河南信阳来到上海。父母还未找到工作，只是靠兄姐在厂里打工接济，与嫂子挤着一张床，在这个炎热难耐的夏天，睡梦中常常满头大汗地醒来。但一想起学校组织去过“东方绿舟”，她文静、苍白的脸上竟泛出红晕：“回老家说给小朋友听，他们一定羡慕死我了。” 在许多上海孩子看来，这些农民工子弟们的上海生活是“可怜”的：很多人来到上海三四年，没上过东方明珠塔，没乘过地铁，更别提进科技馆DIY、上海洋世界遨游、去影城看海底总动员，到麦当劳吃“巨无霸”…… “玩得最开心”的记忆，在8岁的锋锋眼里，是到长风公园看船模，仅仅是“看”———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的男孩，轻声而又渴望地说：“我很想坐一次碰碰船”。 但是，他们仍然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精彩。 机灵的晨晨，在一次独自闲逛中，发现了火车站旁的少年宫，“不要钱，谁都可以去”。而且，“还可以拼赛车，做模型，太酷了。”小家伙兴奋地把消息捅给附近的玩伴，于是，每个周六、周日下午，少年宫成了他们必去的地方。他们也结交了许多上海小伙伴，“很铁的，经常在一起比赛。”让晨晨格外得意的是：“我拼装赛车的速度比他们快，不过，他们的赛车比我的跑得快。”他挠挠头，低声地为自己辩解：“他们的赛车电池都是很贵的那种。” “自信，开朗，有独立见解”，这是校长武学伟认为在上海求学的孩子与留守老家的孩子最大的不同。武在安徽利辛从事教育多年。他举了一个细节：课堂上，对老师所说的东西敢于质疑；评选“三好生”，孩子们大胆发言，自我推荐，那种民主、竞争的意识，相当强烈，“很有些像城里的孩子哩！” 孩子们也挺自豪，比起家乡的同龄伙伴，“我比他们皮肤白”；“比他们聪明、学习好”，“比他们见多识广”；相对上海的孩子，也有优点：“比他们独立，能吃苦”———11岁的晨晨，最独立的一次，便是换乘了几部公交车，独自去青浦找舅舅，而玲玲的“课外作业”，还包括烧饭、洗衣服。 “我喜欢上海。”所有孩子都异口同声。虽然，稚气得令人怜爱的小李婷还常常思念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境贫困的锋锋为省下一元钱公交车费，每天要步行20多分钟在学校与家之间往返4次；虽然，莹莹总不习惯上海的红绿灯，“不如家乡自由”；晨晨总陶醉着“家乡的长江与黄山，比东方绿舟和苏州乐园好玩得多”；虽然，闻闻抱怨着上海没办法钓鱼、抓螃蟹、捉青蛙，而伟伟本想在这个暑期报名参加游泳培训班的想法被妈妈一句“那要花多少钱”不情愿地作罢……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这个流光溢彩的城市的热爱。 只是，在姗姗一声“为什么两年后我非得回老家毕业考”的发问中，在伟伟指着南草坪公寓不解地问“保安为什么不准我们进去看看花园”时，在农民工们愁眉苦脸的“放暑假了，谁来管孩子”的苦恼时，淡淡的叹息飘浮在这座城市霓虹灯影中……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13日 第十版) 相关专题：少年阿星杀人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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