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情局

　　美国总统布什6月3日宣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已经以个人理由而辞职。布什总统说，对于特内的离任他感到惋惜。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一直是目前困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前情报失误争议的中心人物。

　　“9·11”后的中情局

　　“我们需要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情报。我向人民的报告是，中央情报局拥有最好的情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说。

　　然而，2001年9月11日，2795人在袭击中丧生，成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情报失败。当初成立中央情报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袭击再次得手。

　　然而，在彻底的失败中重振旗鼓的中情局正在找到自己新的角色和任务。中情局有了杀人执照。杰弗里·史密斯，前中情局法律顾问说：“1975年福特总统签署的政令中规定，禁止美国搞刺杀行动。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都延续了这一禁令。我仍然坚定地相信，美国应该保留对刺杀的禁令。如果美国掌握了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某些个人或组织正在对美国发动武装攻击，那么，对这些个人和组织使用致命的打击手段是合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我们在

　　中情局的新角色

　　进入21世纪的中央情报局，它的新角色———准军事组织引起争议。

　　“我认为，恐怖主义是具有真正重要意义的问题，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后就得到了确认”，迪克·科尔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任中情局的二号人物，他说，“但是，我们是否投入了足够的人力？我们是否集中了足够的注意力？答案是，不。我们没有。之所以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这里面还有一层政策因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导致我们对沙特美军营地的爆炸，对科尔号巡洋舰的袭击和对美国驻非洲使馆的炸弹攻击的反应是非常被动的。”

　　如果在发生了对美国驻东非使馆的攻击和对在也门的美国科尔号巡洋舰的袭击后，美国显示出更为坚定的政治反应，它对“基地”组织发出的信息或许就会更清晰明确。另外，还有一层自然的制约因素，就是美国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它的职能就是监督中央情报局的工作。

　　“9·11”事件

　　突然的强光不一定都能让人两眼一亮，也可能使人两眼发花。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通过谍报员收集情报上的一再失败，中情局眼下正在拿着已经领养老金的退休谍报员名单过筛子，把那些善于实地侦察，审讯考问，和掌握线民的老将们请出山。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有意识地避免招募那些名誉上有污点的，或是背景有问题的特工，然而，也是“9·11”改变了这一政策。“中情局必须能够招募一些人权记录很糟糕或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做特工。要想打入诸如‘基地’组织之类的恐怖组织，中情局首先就得与这些组织有染的人打交道。”杰弗里·史密斯说。他是前中情局法律顾问，现在自己开业当律师。“要在所获得的情报的价值与美国不得不同一些坏人打交道之间进行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理论上讲，依然受到国会的严密监督。然而，正如国会议员格斯所说，黑夜一下子变成了白天，老的条条框框已经显得过时了。

　　中情局迅速扩展的实际行动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呢，前中情局二号人物，至今仍然是圈内活跃人物的迪克·科尔说：“在非战争的和平时期，如果我们公开宣称，或作为既定政策，取消所有对情报收集手段的限制，取消所有对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的限制，我是有一些顾虑的。但是，对付恐怖分子，你的确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还戴着

　　在阿富汗

　　中情局与五角大楼的联姻在阿富汗表现的很和谐。武装到牙齿的中情局特工提着装满美元的皮箱，坐着直升机在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四处奔波，用金钱买忠诚，用钞票驯服军阀，对那些与华盛顿的看法不一致的人则施以颜色。

　　当美国人迫使塔利班四散奔逃的时候，腰里别着枪的中情局情报官员与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已经分不清彼此了。阿富汗一仗，中情局打得漂亮，但它也因此走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特种部队与中情局不同，他们按照军法从事。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民事机构，受国会监督，要能够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

　　中情局中只有最高层才能参与生杀予夺的决策过程。“9·11”后中情局执行的第一个刺杀任务是2002年11月在也门，用导弹成功的击毁了一辆据信有一名“基地”组织成员乘坐的汽车。但是，车内的一名阿拉伯裔美国人也被炸死。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任中情局首脑的罗波特·盖茨说：“事故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是不可避免的。确保绝不犯任何错误就等于认输，因为你不准备冒任何风险，不准备抓住机会。避免伤及无辜，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努力了。我记得，当年我们考虑袭击贝卡谷地的恐怖分子基地，权衡再三，最后还是没有动手，因为恐怖分子的设施许多都紧靠或是清真寺，或是学校，或是

　　但那是“9·11”前的事了。今天，美国人的恐惧和愤怒要强烈的多。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已经接受这样的概念，即由国家首肯的刺杀，附带损失，以及有关生死的决定必须最终由总统做出。但是，对付狡猾复杂的恐怖分子，需要的是准确、及时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谍报员们究竟如何才能打入恐怖分子的谍报网络。在中情局伊朗科工作了10年的格雷切特说：“如果秘密潜伏的方式还是像现在这样，即绝大多数情报官员在海外是以假的外交官身份做掩护，那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情报搜集。驻在国对这些人心知肚明。区分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与一个安插在大使馆或领事馆里的冒牌外交官是非常容易的。靠这样的情报官员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异想天开。”

　　依靠盟友

　　“在这种情势下你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你与之交往的政府的情报部门。控制本国的恐怖分子对这些政府有切身利害关系。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正在越来越多的出现。我立刻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巴基斯坦。”中央情报局老资格的情报官弗兰克说。施奈普分析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富有争议的角色：“我们无力做到在世界各个地方对抗恐怖主义威胁。我们不得不回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模式上，即依靠你的盟友替你干。”

　　正是这种关系使中情局得以对北朝鲜进行了成功的间谍侦察。从短期来看，一个准军事化的，拥有杀人执照的中央情报局，可以为“9·11”的伤口提供应急绷带，但是，如果这种权利被滥用，或者，更可能的是，致命的权利导致致命的错误，中情局可能会比在“9·11”攻击上栽的跟头更大。

　　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最血惺的恐怖组织，如日本赤军、豺狼卡洛斯等等，被粉碎，是因为这些组织被彻底渗透，失去了袭击的能力。

　　如果要重现这一情报战的成功，从长远目标看，中央情报局就要最终放下枪，回归其核心价值，对国家敌人的情报搜集和分析。

　　明天的中央情报局是否能重新担负起这一微妙、棘手的任务，是今天的中情局最大的问题。

　　（全文完）（稿件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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