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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逝世-追忆:情牵《随想录》 心系文学馆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09:07 新京报

  后辈文人追忆巴老出版《随想录》、倡立现代文学馆等事迹

  

巴金逝世-追忆:情牵《随想录》心系文学馆

  巴金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图为成都百花潭公园内竖立的巴金塑像《在回家的路上》。

   吴福辉(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巴老是现代文学馆真正的馆长

  巴老是在1981年提出创办现代文学馆的。在那个著名的建议中,开始还有“资料”两个字,但是在现代文学馆筹建过程中把“资料”两字去掉了,因为这样能够承载更多的内容。巴老倡议筹建现代文学馆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文革”当中,中国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巴老觉得这很不公平,他认为那些作家对于中国是有贡献的,为他们平反,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

  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被遗弃了,丢失了。

  巴老的倡议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呼应,正好在那一年,茅盾去世,巴老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成立我就在其中,所以对于这个过程很了解,从筹备、到选址,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巴老的心血。

  从1981年起,经过四年的筹备,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成立。巴老从上海赶到了北京,参加成立仪式,那也是巴老最后一次到北京来。此后,巴老一直关注着文学馆。万寿寺虽然风景优美,但是却不能适应现代文学馆现代化的要求,后来巴老又出面向江泽民主席写信,倡议建立新馆。新馆建立过程中,从设计到图样,我们都拿去请巴老过目,还多次带去新馆建设进度的录像。巴老多次说:我晚年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看到文学馆的建成。他对文学馆是充满了感情的。每当有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他必然会提到文学馆。新馆建成后,他做了文学馆的名誉馆长,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实际上真正的馆长。

  文学馆建成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收藏。巴老捐出了7000册自己的藏书,这就是现代文学馆现在的巴金文库。巴老捐出的这些书,很多都有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签字,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这些书,都是他在上海他的住地一本一本地亲自挑出来的,从来不让别人插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往事被巴老想了起来,一一写在了书上。为了挑书,他曾经从梯子上摔下来过。巴老不仅自己捐书,也鼓励别人捐书,他还捐了很多当年他主持生活文化出版社时留下的作家手稿、书信。这些书和资料就成了现代文学馆的第一批收藏。

   范用(《随想录》出版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

   《随想录》出版,没做任何删节

  范用向记者回忆了《随想录》的出版过程。“《随想录》先是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连载。我看到了,觉得巴金是讲真话。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听说有人说三道四,以至有人对《大公报》方面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后来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很高兴地把书稿交给我,同意了,于是《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就是《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1987年,范用还亲自设计了版式、封面和包封出版了《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另外还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供巴老赠送之用。

  《随想录》合订本样本出来以后,巴金给范用发信表示感谢:“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范用告诉记者,不做任何删节的《随想录》合订本出版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但是让范用感到不解的是,后来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巴老的《讲真话的书》,其中选用的《随想录》第145篇《“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第1026页整页空白。“巴老在这篇文章里说的不过是讲真话,提议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除了出版《随想录》,我们交往不多,但是有一年去上海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当时巴老还能说话,神志还清醒,我们还照了一张照片。后来他的女儿李小林就劝我们不要去医院了,他插满管子也不能说话了。”

  郑敏(九叶派老诗人):

   巴金一直特别扶持年轻人

  巴金的夫人是我的同学,但我只是远远看见过巴金。上世纪40年代,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作翻译时,经常会写一些诗发表在《大公报》的副刊上,1947年,巴金托人找我整理自己的诗歌,我把稿子邮寄给他,后来这些诗歌被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

  1948年我就出国了,在国外的7年间一直没有写诗的心境,有一天却突然收到他们从国内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但是我知道巴金一直都是特别扶持年轻人的。

   任溶溶(翻译家):

   “文革”时,巴老被称为“黑老K”

  “文革”后期,巴金下放到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敢叫他巴老,因为那个时候巴金被称为“黑老K”,我称呼他为李老。

  每次开完会,我都会陪他走一段路,但大家都只会谈谈家常的事,其他事没法谈。上世纪80年代,我经常要接待外宾。每个外宾来了总是要求要见一见巴金,特别是日本人见到巴金之后都会请求与巴金合影,巴金对人很慈祥,但是其实巴金不太会讲话的,发言时都结结巴巴的。巴金去世,我感到很可惜,但是他已经活过了100岁,活着也很累。

  丁聪(漫画家):

   我给他的作品画过插图

  我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认识巴金了,但和他不是很熟。

  我给他的作品画过插图,后来曹禺改编他的《家》为话剧,我为他们搭过布景,后来我又给他画过一些肖像。巴金写过很多很好的作品,他的去世对中国文学事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我感到很难过。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周文翰 刘晋 锋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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