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世界一流学府钱重要，学术气氛更重要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革命，使我们与官本位文化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学会奖赏真正的创新、独立的思想以及踏踏实实的学术工作”，遗传学家许田如是说。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期智被公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之一。去年，北京清华大学主动邀请他去主持该校的一个高级计算机研究项目，姚期智一口应承了。

　　中国希望在１０年之内将国内最好的大学改造成世界一流学府。为此，中国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延揽像姚期智这样的知名学者，并建造了一流的研究实验室。这是中国为提升其大国地位而做出的最新努力。

　　中国不断扩充大学生人数，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１０年间增加了４倍。中国业已开始一场在现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教育扩张活动之一。

　　也许再过２０年

　　麻省要向清华学习

　　新近出现的对跻身世界精英大学行列自信的声音，在政界人士、大学官员、学生以及教授中间时有耳闻。中国年轻人怀着朝圣的心情参观著名大学的校园，他们在这些大学的拱石门前拍照留影，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这些知名学府中的一名学生。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入学率就从１．４％猛升至２０％。单就工科一项，每年有４４．２万名本科生、４．８万名硕士生以及８０００名博士生毕业。

　　自１９９８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正式启动改造中国大学的活动以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一倍多。据去年官方发布的数据，２００３年国家资金投入达到了１０４亿美元。

　　曾在耶鲁大学深造、目前仍在该校任教的遗传学家许田，在复旦大学主持一个与基因研究有关的实验室工作。今年８月１２日，他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登上了著名的《细胞》杂志的封面。这是中国科学家头一次获此殊荣。

　　中国大学扩张太快

　　太过急于求成

　　部分批评人士认为，中国在大学改造上力争一流，但涵盖的领域太多，而且是齐头并进。此外，国家重点资助约３０所大学的计划，浪费了资金和人才，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哈佛大学校长雷文对此也持保留态度，他提醒说：“中国国内著名高校扩张太快，办学质量在下滑。”

　　不过，最严厉的批评通常来自于在教育体制内工作的人士。前复旦大学校长、核物理学家杨福家认为：“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特点，这很重要。就像一部交响乐一样，各种乐器都要具备。但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想成为综合性大学，都只想发挥钢琴的作用，它们设立医学院，招收大批研究生。”

　　他对中国研究者缺乏研究自主权的现状提出批评。在采访中，杨福家提到了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终结“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他说：“在普林斯顿，有一位数学家潜心研究９年，没发表一篇论文，接着他解决了困扰数学界３６０年的一个难题。他不发表论文，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理解科学研究中勤奋摸索的献身精神。在中国，我们还看不到那样的研究精神。”

　　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化中急于求成的成分较浓，这不利于搞研究工作。他说：“在中国，科研项目往往都是短期的，比如说３年。期限一到，他们就要你出大部头的书。在实际研究中，必须给研究者以自由，这样才能出好成果。”

　　和老牌西方大学的差距

　　需要两代人时间去弥补

　　中国的努力集中于科学和技术领域，这反映了国家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相对不太重视常常产生批判性思想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发展。

　　不过，许多中国人认为，限制学术讨论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益处。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说：“就言论自由而言，目前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比不上那些老牌的西方大学。我们努力给学生营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但做这些事需要时间。１０年不够，也许要一两代人的时间。”

　　许多学者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学术自由。为此，杨福家提出警告，如果不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海外来的大思想家也许只会在中国待个一两年，然后失望地离开。

　　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认为，大学“有义务保障学术自由”。他补充说：“我们这里的外国教授，讲的东西与中国政府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事实上，他们中部分人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意见。”

　　在中国，不鼓励学生挑战权威或去获取敏锐的判断力。一些人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未曾获得任何诺贝尔奖的原因。许田表示，过去２０年里，中国取得的最伟大成就是使２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还有中国没有达到的。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得认识到，单单从数字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够的”。他还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革命，使我们与官本位文化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学会奖赏真正的创新、独立的思想以及踏踏实实的学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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