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香港《亚洲周刊》

　　原题：追寻“匪谍”沧桑 探索国共和解

　　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在台湾枪决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异见人士，甚至牵连了一些与政治无涉的老百姓。2000年，还是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曾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历史，为逝者的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作为一名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其中，本文的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当年许多震动人心的秘密。)

　　徐宗懋

　　如今，两岸新世代大多忘却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1她在台湾被判死刑

　　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被枪决，朱谌之(1905年～1950年)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我在大陆的《老照片》系列书籍中发表了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写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尤其著名的是，在“吴石案”中，国民党原“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杀。

　　相关的照片首度刊载在《老照片》里，立刻引起注意。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2血淋淋的老照片

　　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朱晓枫，她看到的那些老照片是如何与世人见面的。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

　　参观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大量感言，也出现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者，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反应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独的人，因为展览客观地指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说我们“扭曲历史真相”，还透过他们掌控的政府机器施压，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3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等组织。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

　　朱谌之也是被蔡孝干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接触，取走了吴石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向蔡孝干报告工作。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

　　4“母亲的遗骨能从台湾回大陆吗？”

　　2002年，朱晓枫透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由南京赶来看我。74岁的朱晓枫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

　　陈修良的文章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

　　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谌之突然接到上级的这项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计划。

　　据朱晓枫提供的情况，朱谌之当年寄居在女婿王昌诚(王朴)、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了惟一的线索。

　　受朱晓枫之托，我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一开始只能从户政登记着手。我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发现其中一位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这位“王朴”的住址传真给我。

　　那天夜晚，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家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按了门铃之后，一个穿着汗衫的老头应门。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从门外可以看见房里有些脏乱。“您是王朴先生吗？”“没错，有什么事？”老头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我心中的火焰顿时被浇灭了。

　　5找到了王昌诚的夫人

　　这次寻人受挫刺激我要继续下去。既然媒体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不妨改由媒体着手。2003年8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上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电视台播出了对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也做了转载。

　　不过，我还是没有收到王昌诚的任何消息。难道他们已移民海外？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王昌诚的家人读到了报道，但不愿出面。

　　这段时间，我经过南京时，常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说寻人的事毫无进展，实在抱歉，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她母亲时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

　　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道，意外地使朱晓枫获得了更多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予诸多荣誉，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世，永远活在世人心中，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今年2月，我突然想到托台北市前任“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帮忙。此君熟识户政管理人员，曾投身社会运动，生性仗义，举办过许多纪念“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活动。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我接到正修的电话，说王昌诚已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王昌诚为朱谌之收尸，陈莲芳当然知道朱谌之葬在哪里，找到陈莲芳就意味着解开谜底。经过3年的寻求，答案终将出现。

　　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里，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们就在这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说：“朱谌之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6疏忽了关键人物

　　我的失望可想而知。我再问：“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怕会影响到她。我清楚地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钢铁般的墙。话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别。

　　照陈莲芳的说法，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的法医等，这些单位必然留下某些记录。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他的助理可以跟‘国防部’查阅数据。”林郁芳是亲民党籍的“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

　　我回到办公室，还是感到不对劲，好像少做了什么。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放在朱谌之和王昌诚上，没有考虑到陈莲芳。我突然想起来，朱晓枫曾提到陈莲芳的大姐陈兰芳还活着，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渴望见到妹妹，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无处投递。朱晓枫复印了这封信给我，还让我翻拍了一些她们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里面有陈家的全家福。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

　　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与冯亦同。在电话那头，朱晓枫说：“我跟她不太熟，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姐姐，陈兰芳88岁了，很希望能见她一面。”冯亦同的话更有含义：“找到还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有意义。”我似乎也想明白了，陈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盼着团圆，现在知道彼此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

　　于是我又赶回疗养院，陈莲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里唱歌，我耐心等着，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过了一阵子，老太太出来了，这回她显得亲切了许多。我拿出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说：“你怎么有这个……”接着凝视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慢慢地，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谈起了她的父亲。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显得惊讶，露出高兴的笑容，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这件事却迟迟无法决定：“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我当外人，用惆怅的口吻谈到家里的事，谈到过去的事：“那些名字都是我的化名……”

　　7两岸特工居一家

　　听到这话，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后来几天我一直在骂自己笨，怎么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正修告诉我，透过户政档案是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人找到。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20年了，可王昌诚夫妇从没回过大陆，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发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事，正是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的家中以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我回想陈莲芳说的一些话，恍然大悟。

　　其实，陈莲芳的忧虑在今天早已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来往在两岸间。事情已彻底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原本我向陈莲芳承诺，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北京的姐姐，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她们姐妹的任何事情都应由她们自己面对面来决定。

　　据我所知，陈兰芳后来打电话到陈莲芳家，得到的是“没这个人”的回答。由于我的无能，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也由于自己的食言，我再也没脸回去问陈莲芳任何事，只是偶尔想起小学时的课本：“海峡的水静静地流，上弦月啊月如钩，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们曾经被这样灌输，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仇恨，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自己的生命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8 陈莲芳为什么没去收尸

　　台湾“国防部”对于我们通过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做出响应，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其中确有新发现。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陈莲芳写给“军法局”局长的一封信，请求领取母亲朱谌之的遗骸和遗物，此时离朱谌之被枪杀已有3个多月。不久，“军法局”发给陈莲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国防部”根据这两份文书回函林郁芳“国会办公室”。他们觉得陈莲芳已领回了朱谌之的遗骸，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

　　我跟陈莲芳本人谈过话，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经可以拼凑出大致的真相。我认为陈莲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3个月后陈莲芳写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但她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来。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

　　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

　　本来在这件事上，我的工作已画上句号，但是冯亦同建议我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下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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