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生活在一个被颠覆的精神世界里，一切高尚的词汇（包括“高尚”）均被拿出来鞭笞，泛滥的文化大众倾向让“知识分子”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从被迫到主动，把他们的知识和头脑变成服务大众的工具，媚俗成了知识界的时尚。“知识分子”成了一切脑力劳动者的代名词，但同时又在被这些知识界的人士抛弃，戴上“知识分子”的帽子就如被说成“装孙子”一般尴尬，身份已经被“专家”、“专业人士”所替换。大学越来越多，被培养成各种工具的“学子”大量涌入社会，知识庸俗化的浪潮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路上还在坚
持的知识分子成了过街老鼠，对知识和真理的悲观怀疑也从文化精英开始传给大众。“知识分子”似乎消失了，在庸人的世界里寂静无声。可是，还有人不愿沉默，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宣称：“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应该开始了”。
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被滥用的名词已经被应用到每一个上过几年学的人身上，“你丫才是知识分子，你们一家都是知识分子”成了嘲笑这个名词的惯用语，为“知识分子”正名却成了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中根本不必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弗兰克·富里迪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或者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知识分子最赞许的一个美德，是有能力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渴望拥有根据自己的信仰和思考来行动的自由，深深影响着知识分子的行为”。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不仅参与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而且也担负社会责任，选取一种政治立场”，而这一立场“不必是政党政治的，而是准备为公众的心灵和思想而战”。不管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多少，“成为知识分子与追求思想和追求真理密切相关”。
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敲响了“真理”与“知识分子”的丧钟以来，意义与真理已经成为不确定性名词，无原则性的相对主义摧毁了普遍真
理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成了真理无处不在的标准，“真理完全依赖于所选取的视角”。既然没有一个应该追求的真理存在，也没有真理可以质疑，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要向服务大众的工具转化，以职业化、制度化、专业化约束知识分子的工作，阻止他们对社会提出批判性的质疑，贬低知识分子角色的价值，让其从表现真理转化到捍卫专业身份的能力上去。富里迪认为，“弱智化”倾向是导致知识分子精神缺失的原因：一方面，知识分子把公众当成理解力低下的儿童，文化学术都要降低到能够迎合儿童公众的标准，就如我们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真正弱智到了儿童理解力的水准；另一方面，工具化倾向使文化和学术成就本身的内在标准丧失，没有了标准也就没有了对优秀者的评判，高雅和低俗混为一谈，“超级女生”和帕瓦罗蒂也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区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全都挤在了庸人的土地之上，去创造教育与媒体的麦当劳。
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并没有悲哀，在明晰而有力的语言中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这让我们在阅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快感，就如我们重新发现了顾准、陈寅恪，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存在。可我依然悲哀，无论阅读的过程与内容，都有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强烈感受，而当“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时候，这难道不是我们生存的悲哀？
《江南时报》 (2005年11月10日 第二十四版)
作者：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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