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杜鹃岂有兴亡恨，心血虽干亦自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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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0日10:22 人民网-人民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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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忠 “杜鹃岂有兴亡恨，心血虽干亦自啼”，这是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旗山废垒怀古》中的两句诗，非常传神地表达出台湾作家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愤怒唾弃和对祖国大陆的殷切思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回顾台湾文学的反殖爱国传统，在中国文学的整体大框架下考察这一传统的基本特征，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大陆和台湾文化
———编者 一 台湾文学中的反殖爱国精神，自甲午战败、台湾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占领之日起，直到20世纪后半期，都不断地涌现在台湾重要作家的笔端，是穿越20世纪的一股激荡不已的潮流。 甲午战争失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陆的黄遵宪、谭嗣同、郑观应、梁启超等，都曾经写下表达对丧权辱国、割让台湾的惨痛现实痛彻心髓的诗词，并且积极投入变法维新以求民族自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启蒙。而身居台湾的爱国志士丘逢甲，不但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和“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的诗句，还亲自领导了台湾民众抵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担任台湾武装的总指挥，进行英勇的抵抗；斗争失败退回大陆以后，他仍然对这段痛史不能释怀，写下大量的诗词作品，集为《岭云海日楼诗钞》。这种差异，是因为时势的不同给诗人提供了不同的行动环境，也为行将展开的感时忧国、壮怀激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画卷，勾勒出初步的框架。新文学初创期间，中国大陆的鲁迅，是以《狂人日记》对传统礼教的扼杀人性，即“仁义道德”的“吃人”本性的揭露，和对国人既是被吃的对象又是“吃人者”的双重性加以冷峻拷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将“五四”新文学的火种引进到台湾的赖和，在20年代写下了《一杆“秤仔”》、《斗闹热》等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众苦难生活的小说作品，揭露日本警察对台湾底层民众的残酷压榨，而且终身只穿中国民族服装，终身只用中文写作，虽然几度入狱，仍然忠心不改。海峡两岸的两位新文学奠基人，同样是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现实黑暗的愤怒，同样都学过医学，经历过由“医身”到“医心”而投身文学事业的转折；但是，因为面对的现实危机各有差异，他们的批判锋芒，也各有指向。30年代伊始，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膨胀，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这在海峡两岸的作家中间都产生极大的震撼，催生出一批重要的新作家新作品，在大陆，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到艾青、穆旦的诗歌，咏赞“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再到赵树理、路翎等文学新人的崛起。在台湾，对日本占领者的鞭笞，对大陆抗战的关切，对民族复兴的企盼，也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台湾作家杨逵，在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宝岛台湾最早写出了以台湾青年的觉醒和“七七事变”为背景的小说《模范村》，其作品内涵熔接了台湾和大陆的抗日斗争。“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停止沸腾！”这是作家钟理和在《原乡人》中表达台湾民众心向祖国大陆的誓言，作品的主人公也最终奔赴大陆投身民族的抗日战争。 二 台湾文学中的反殖爱国精神，具有非常广泛的表现领域和思想深度。台湾的爱国作家，对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感受深切，铭心刻骨，因而在表达反日爱国情绪上有着自己的重要特征。 比较起来，大陆作家对抗日题材的处理，大都采取了表现民众的抗日斗争和武装斗争直至取得抗战胜利的写作路径，或者截取其中的一个断片，即便是写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仍然拥有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念，大多是高调叙事。相比之下，台湾的反日爱国作家，对日本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掠夺和压迫，在全方位的时空和心灵的感受上，创痛巨深，而且在许多年里都笼罩在沉痛哀伤之中而难以觅得胜利的曙光。因此，在作家的笔下，这种体验倍感沉痛，既有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和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等史诗性长篇巨制，全面表现日本占领者从各个方面对台湾民众的奴役、压榨、掠夺和驯化，也有从日常生活情形入手，对“皇民化”时代台湾民众遭受的精神戕害的无情揭示，如企图以从姓名到服装、从语言到居室全面认同日本文化以获取私利的儿子，与坚持民族大义、连自己的葬礼也要坚持穿中华民族服装的母亲之间那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先生妈》（吴浊流），如表现在日本占领者的军国主义精神毒化和侵略战争鼓吹下，遭受思想毒害而不自知的小孩子们，在游戏时捏出泥娃娃士兵，盲目模仿日军攻掠南洋的战争情景的《泥娃娃》（杨逵）。直到台湾光复之后的20世纪后半期，台湾作家对历史记忆和新的现实，对于重新崛起的日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和台湾新生一代中产生的媚日情绪，都不曾放弃过应有的警觉。黄春明的《莎哟娜啦·再见》所披露的现实就令人触目惊心：当年曾经在侵华战争中践踏中国领土的七个日本老兵，在日本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到台湾寻欢买春，他们当年曾经立志要在战场上亲手杀死1000个敌人，现在却要以每人玩弄1000个女性，了结当年未曾实现的血腥夙愿。可怜被迫作为导游陪同的黄君，一边在心中暗暗诅咒他们的丑恶行为，一边却不得不为他们的性暴力性掠夺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作家的复杂心态，旗帜鲜明地提出警惕和批判“新殖民主义”，显然是具有强烈的针砭意义的。 三 台湾的许多作家，或者有过在祖国大陆生活、求学和谋生的经历，如赖和、张我军、钟理和，或者有过在日本生活的经验、与日本的进步作家有较多联系，因此，他们的视野远远超出了海岛一隅，对祖国大陆的风云变幻有着敏感的应和，对大陆民众的生活情形有着独特的观察和描述，对日本普通民众也抱有理解和沟通的情感。 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清道夫”、台湾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张我军，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不但写下了表现自己在北平与大陆姑娘相恋的爱情经验的诗歌集《乱都之恋》，在台湾报刊撰文介绍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等的作品，掀起台湾新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他还在北平拜访过鲁迅，并且向鲁迅表示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它。这段话显然刺痛了鲁迅，令他难以忘怀：“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1927年夏天，鲁迅在《写在“劳动问题”之前》中记载了张我军的来访和上述对话，还特意指出，“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此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 同时，在涉及日本人的作品中，台湾作家也没有简单地一味宣泄狭隘的排日情绪，没有全部否定日本的普通民众。相反地，在许多时候，他们能够看到日本国内的阶级压迫，也可以觉察日本女性的不幸命运。张我军寓居北平时所写的《白太太的哀史》，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一位日本女性，她当年受到一位台湾留日学生、奸诈的白先生的欺骗而与之结婚，成了白太太，还随他来到中国的北平，但是，白先生进官场当了一名小官僚，其劣根性彻底暴露，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他的老家还早有妻室儿女，在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沉重打击下，白太太悲愤地死去。这样的题材，不但在台湾文学中是罕见的，在当年大陆作家郁达夫、郑伯奇等人的留日学生“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的小说之侧，也发掘出了留日学生经历的另一个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族自省和批判精神。杨逵的《送报夫》中，来自台湾的男青年，其在台湾农村生活的父母亲在日本人的迫害下先后辞世，在日本打工的他也遭受到报社老板的欺骗和经济压榨，却也遇到两位同样是底层的日本青年人的热情帮助，从而纠正了他先前认为“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的偏见，认识到“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一样，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热烈而清醒，冷峻而深思，使此类作品具有了开阔洞达的襟抱。 《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0日第九版) 相关专题：媒体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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