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公共危机最能检验“忧患意识”

　　社论

　　“忧患意识”是近来常被提及的一个词汇。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四次提到这个词，而在前不久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它被写进了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一个国家要前进，一个社会要和谐，全体民众要安康幸福，忧患意识不可缺。

　　这几天，江西地震、哈尔滨水危机，这些突如其来的公共安全危机，再次考验了当地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而在公共危机面前，最能检验出当地政府是否有这样的忧患意识。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具备极端偶然性。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以特殊的方式爆发，造成无法想象的损害，天灾往往罪不及人。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众在经历灾难之后都有此一问：为什么没估计到？“9·11”事件发生后，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以“想像力的失败”质疑为什么人们无法想象到恐怖主义的暴行。其实，这不能怪罪于无辜的人们。但在许多突发性的灾难发生后，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却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首先是一种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的最重要层面，是要求政府不但能够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而且还要能够想百姓之未曾想，急百姓之未曾急。政府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专门负责与整个社会发展有关的公共问题。他们的责任不但是保护每个公民现在的合法权利，更是保护每个公民将来的合法权利。

　　忧患意识也是一种管理意识，是如何扩大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视野，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危机也有可能随之出现。假如在一个没有储油罐的时代，管理者就不用担忧储油罐爆炸后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时，只有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都建立了一套科学发展的管理模式，才不会出现政令无法下达，或者是政出多头、信息混乱甚至是对公众封锁信息的局面。

　　具体而言，忧患意识更是一种风险意识。这对于防灾减灾来说尤为重要。在今天我国基础建设的许多领域，工程要求能够抵抗百年一遇的灾害，这就是忧患意识的体现。而

　　忧患意识更是一种细节意识。细节意识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权利的敬礼。举例来说，如果不是此次哈尔滨

　　的确，忧患意识本身没有教科书，更难以迅速体现政绩，还可能是导致社会发展的成本增加。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需要花钱的地方，一经忧患意识思考，就都成了当务之急。比如加强环境监测和评估，加强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预警和评估，加强社会在防灾减灾方面的投入，加强公民的安全教育。但是，这种投入本身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无法回避。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危机处理是下游，而风险预测则是上游。今天，各地政府已经将危机处理视为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风险预测和事先防范往往还未成规范。只有在上游严格按照规律，评估和预测社会面临的自然和人为风险，才能筑起一道坚固的大坝，防止下游的泛滥。否则，等到危机频繁发生时，再问“为什么没想到”已经晚了，生命的消逝和财产的破坏早已经发生。

　　因此，缺乏忧患意识，本身就是对不合法行为的放纵，也是对社会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说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哈贝马斯说国家是利益的共同体。今天，也许我们还需要补充一句，国家是忧患的共同体。在这个国家里，无论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只有充分地防微杜渐，我们未来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