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现代化之路与两种教育理念

　　文 张昭然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日前教育部首次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全民教育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仍应该看到的是，2003年我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3.41%，目前仍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4%。

　　一百多年来，中国与很多其他的文明古国一样，踏上了自我选择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曲折与艰辛我们都体味到了，但是，它到底将把我们带向哪里，这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这并非因为我们的决心不够坚定，投入不够巨大，实在是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和这条道路的开端就困难重重。

　　“五四”的知识精英们深深体会到，单靠“民主”与“科学”，换句话说，单单制度与科学———这两项原则上都属于技术操作的层面———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当时有“教育救国”的口号，认为除去要向国人传授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外，必须彻底改变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小说绝大部分都在批评国人的国民性。鲁迅的小说很少有正面人物。《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有“正面人物”的小说，最后一部夹杂乐观精神的小说。此后，“丑陋的中国人”成了崇尚西化的知识精英对国人的基本判断。

　　既然要彻底改变国人的恶性陋习，国民政府在短暂的时间连续出台重大措施，力求尽快将中国人从

　　但是，这个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有一个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通过政治措施与宣传教育唤醒人民，让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头脑、自己的人格，这就如同父兄师长用说教让孩子不听说教，命令孩子不服从命令。

　　“教育救国”这个理念大概包含了两层含义，一层是意识形态的，如“改造国民性”、“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国民素质”等等；另一层含义是实用的：让公民掌握科学知识，来为中国的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饱含着这两层含义的“教育救国”的理念在“五四”以后都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成为现代中国新思想中一贯的、核心的理念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理念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关键、最有特色———不同于西方和其他地中海沿岸文明———的东西。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强调的也是两点，也分别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层面，那就是“教化人民”和为国家培养人才。教化人民就是按照国家的政治理念教育（教）、改造（化）人民的思想；为国家培养人才目的也是国家政治的需要。这两层含义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教育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政治服务。

　　曾经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曾说：“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这是王安石做宰相时对国家教育的论述。王安石在这里把教育（兴建学校）为国家政治服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人材有用于世”———说得非常透彻明白。

　　从“教育救国”这个口号本身也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兴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救国”，教育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思想跃然纸上。这样看来，这个现代中国的教育思想的实质与古代中国的教育思想暗通款曲；教育这个现代化的核心工具与西方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

　　日前，与一位国内的朋友聊天，谈起他去欧洲参观访问的事情。他问我在德国说话有什么忌讳没有。我说有三句话不能提，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公民的素质本身就是最高的标准，没有什么人有资格、有权力改造公民的素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不是政治与文化精英们为了改善公民低劣的素质，或者为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培养人才而实行的政治措施。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而不是要求公民提高素质为国家争光、为国家服务。他听着点着头，连连说：有道理……但是最后他还是不相信西方没有“提高国民素质”的说法。

　　我手按在脑门子上使劲儿想了一回，突然发现不知道怎样用德语来表述“国民素质”这个词汇。但我努力想让他明白的是，人接受各种教育，首先是为了个人的志向、兴趣、生存与机会。当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教育理念是服务的，或者说是“媚俗”的，强调公民作为主人的地位；而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关怀的、教导的。当然，这两种理念在各自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中都是正确的、必要的，因此没有好坏优劣之分，站在各自的立场对对方进行简化的、肤浅的批评都是无益于事的。

　　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使用的方法却与他们的理念背道而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现代化，那就可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难以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作者系德籍华人，德国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