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历史相关的书永远不愁卖。先是早年间的高阳、二月河的作品，去年畅销的《历史的坏脾气》、《帝国政界往事》依然在拿历史说事儿。即使黄仁宇那样的准学术作者都可以成为畅销书作家，金庸的小说如果不跟历史傍上，想必也不会那么招人喜欢。而在国外，畅销书总是小说。美国的《迷魂谷》号称卖到3000万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在日本那样巴掌大的地方也能卖出几百万本。
中国人喜欢的历史永远不是严肃的，二十四史搁到灰尘满身也卖不出去，所以中国人真有的是“戏说历史癖”。所谓的“戏说”绝非中国人近两年才有的爱好，更不像很多正义的电视评论家所言，是《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带出的坏毛病。假如说“戏说”是“戏”剧的“戏”，那么古已有之。从《赵氏孤儿》、《二进宫》到《三岔口》，京剧里的哪一出不是从历史中脱胎出来的？戏剧以外，说书的话本以及话本演变成的小说，又有几个不是历史题材？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不懂真的历史，也没条件到学校去学历史，他们全凭戏说。正是如此，才有了《三国演义》开篇的“白发渔樵江渚上”，也能“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了。
中国人的戏说，好像是要把真的说成假的。外国人的小说，则是要把假的说成真的。据研究，西方文学是小说，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发端于史诗，到了市民社会形成时，迎合资产阶级需要，就有了虚构的浪漫故事，以后再发展成为小说。而中国在古时候就少有史诗，一上来就是正经八百的史书，史书里面写的事情已经太多，不需要再编虚构的事情，因此中国的文学多为历史题材的发挥。这大概也可以被看作是“戏说历史”的理论根源吧。
中国的历史戏说，已经说了几千年，到了今天，恐怕还要说下去。戏说是中国人的爱好、习惯乃至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说戏说一定是不严肃的。关汉卿让关羽横着大刀叫道：“保卫大汉江山！”这是民族情感，包龙图打坐开封府的形象，难道不是一种政治诉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今天的历史书籍、历史小说、历史电视剧看成古代人精神诉求和社会理想的某种延续。这样的戏说也完全可以是严肃、负责、真挚的。没必要对这样的文化现象抱着典籍吹毛求疵。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戏说”，还是“戏剧”的“戏”，戏剧是认真的。这样的戏说让人喜欢，而要是打着戏说的幌子胡言乱语，就让人反感了。那样的“戏说”是调戏的“戏”。调戏历史就是调戏自己，这种戏说想必也不会被欢迎，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环球时报》(2006年01月06日第十九版)
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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