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淡出红学以反省国人的价值趣味

　　作者：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红楼梦》本身作为一部杰作，本来也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情势和民族性格中深藏的因素推波助澜，大概也不会如此一路走红。而对这种价值趣味并不是没有需要反省之处，乃致可以考虑设法作一些改变。

　　最近，著名作家刘心武有关“红楼梦揭秘”的著作持续热销，引起一些红学家的批评和读者的争论。而近几年红学论著高产并同样热销的当今红学泰斗周汝昌，却在1月16日央视的一次访谈中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我对《红楼梦》素无研究，无资格置喙其间的争论，而是想退后一步，关心红学为什么持续走红，尤其是其间有怎样的社会政治情势，由此或可反省国人的审美取向及价值趣味。

　　红学之百年走红，当然首先是因为其原本《红楼梦》的确文辞好，人物栩栩如生，她（他）们的悲剧命运也让人很难不一掬同情之泪。作者借此书抒发积郁，对诸多人物倾注了感情，而又没有脸谱化的处理，是以白描的手法表现一种细致入微的感受。它大概是中国长篇小说中最精致苍凉、最个人化、也最文人化的一部作品。

　　《红楼梦》又自托是将“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本身是未竟之作，有各种版本和续作，作者的身世及家族背景也有不少谜团，留下许多考证的工作可做，也容有索隐的广阔空间，对之不仅可作创作的借鉴和艺术的研究，也可作历史的考察。它又被认为是一部“时代之镜”的史诗性作品，自然还可以对之作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植物、医学、食谱等方方面面的研究。且不断有许多有分量的大家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加入红学的研究或开创新路。当然，进入其中的人并不一定都喜欢这本书，如胡适就对之评价不高。

　　曾几何时，许多领域的研究枯萎凋落之后，对看似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红楼梦》的研究却还继续红火。其时社会学、政治学、法理学、伦理学的研究等“经世之学”

　　多“关停并转”，长期阙如，而红学却反而一枝独秀，俨然成为古代经典研究中的显学，与现代经典研究中的鲁学交相辉映。当时，《红楼梦》是被当作一部政治历史小说，一部“封建社会”的没落史来读的，而且，由此还引出思想批判。有一些人因之而沉寂，也有几个人因之而起，或起而又败。周汝昌回忆当时历史时说，自己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这是沉痛之语，也是明智之语。许多研究红学的人如能有机会在别的领域耕耘，或更合自己的才情以及有更大的造就也说不定。

　　但当时又的确只有研究红楼梦等寥寥几个领域，留下了一定发挥才情和表达较特殊的思想和感受的空间。和鲁迅著述一样，《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复杂丰富的杰作，既然网开一面，就还可以有多种读法。研究“经世”之学容易得罪，而在有些艺术和审美的领域则反而稍有转圜的余地。例如，在“文革”前几年，红学中也还有如蒋和森等人的动情文字出现。哲学中也惟有美学比较繁荣，有一些真正的研究实绩。虽然这种繁荣与学科本身的重要性不甚相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正常的、甚至让人感到悲哀的繁荣。

　　至于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红楼梦》还会相当热，一个便捷的解释自然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研究了《红楼梦》，他们不容易转行，而且还会继续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俗一点说，红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多少人还要靠它吃饭。但这也许是一个太简单化甚至伤人的解释，应该说后面一定还有更深刻的缘由，与我们民族的审美取向及价值趣味有关。华夏民族受文明教化濡染也早，自西周、孔子以后就比较“文质彬彬”，宋以后更有点“文弱”，上层人士多喜欢在文字、乃至文辞中讨生活。耳濡目染之下，在社会上大概也形成一种气氛和传统。今天这么多国人热爱《红楼梦》，其实正需要我们稍稍脱离一下，以反省一下其原因及自身的价值嗜好。

　　如前所述，红学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情势下大为“繁荣发展”的、而其后面也许还印证着一种国民性。《红楼梦》本身作为一部杰作，本来也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情势和民族性格中深藏的因素推波助澜，大概也不会如此一路走红。而对这种价值趣味并不是没有需要反省之处，乃致可以考虑设法作一些改变。我的确不知道何者影响更多：是我们继承的文弱使我们喜欢文弱的作品，还是我们的喜欢使我们更趋文弱。

　　弱弱的宝玉、哀哀的黛玉，还有那样冰清玉洁的妙玉，其命运固然让人怜惜，但总让人怜惜也不是办法。还有那一个大园子，是很适合让人做梦的，但我们又终归要走出这园子。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能还不如《儿女英雄传》，后一本书里那个文弱的主人公毕竟还走到了园子外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俗世的人情世态、其白话京腔也更地道。

　　我个人并不是不喜欢《红楼梦》，但的确有点担心热得太过，觉得一个民族还是要经常回归一些生命的原力。对于少男少女来说，女孩子也还好点，如果一个男孩子沉溺于此就不那么妙了，其性格会让人有点担心。我的确希望我们的男孩子要有文化教养和恻隐之心，但也还要有坚强独立、乃至该强悍则强悍的一面。

　　《红楼梦》中多有可以赏玩之地，且其爱情悲欢、家族盛衰，悲凉之雾、色空思想、都有其不为一个时代和社会所限之超越和普遍处。但是，作为二三百年前的一部作品，它还没有可能涉及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而如何认识这个扑朔迷离、变化极速、不知最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的“现代”，不能不是这一时代人的最重要课题。所以，就拿类似的文学作品来说，比如对一位天才作家路翎在20岁左右写成的、洋洋80万言的《财主底儿女们》也应当做较深入的研究，它不仅也描写了一个家族在20世纪中叶的衰败，还有年轻人走向社会的精神搏斗，而这些都是在新时代的激流中发生，正是对这一新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好好认识的。

　　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还都会有一个适当分配精力的问题。有思想创造力的李泽厚也曾以研究美学出名，但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他的研究重心迅速转向康德、中国思想史和历史本体论，我以为这是聪明之举。虽然一个有思想才华的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都可能做出自己的特殊成绩，但他还是要尽可能选择最适合自己和时代的题材，因为思想又毕竟要受到题材和领域的限制。

　　在一个趋于平等多元的社会里，自然什么都可能走红，而且红学远胜于许多时下当红的东西，但我私心以为，即便是红学，在海禁已开的今天，也不必热得太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更要紧的书值得仔细阅读，还有一些更要紧的问题需要潜心研究。所以，我以为红学热不妨稍晾一晾。当然，我这里的言论可能也透露出我个人的价值趣味，故也只是聊备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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