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哲：辉煌星尘背后的孤独者

　　他尽管一手策划这个项目并负责实施，但“星尘”的最后成功时刻，“Peter Tsou”（邹哲的英文名字）几乎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消失了

　　国际先驱导报驻洛杉矶记者陈勇报道美宇航局的“星尘”项目大获成功，使长期来隐身在这一项目之后的邹哲博士成为公众人物。25年等待、一夕辉煌，洛杉矶的一些华文媒体，现在把65岁的邹博士称为“华人科学家的光荣”。

　　但是在这些“光荣”背后，邹哲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痛，在本报记者对他的多次采访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种情绪。

　　抗战使他颠沛流离

　　邹哲的生平，是他那一代部分中国人的典型。当记者想探询他的祖籍时，他笑着说：“我既可以算北方人，也可以算南方人，我刚生下来就走遍了半个中国。”

　　他说，自己出生的时候正好是

　　1956年，还是个中学生的邹哲来到美国读书。由于家境并不富裕，他半工半读，甚至申请过当搬运工，终于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就进入美国宇航局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宇宙工程。

　　邹哲比较得意的是他的学业。“我不是个聪明人，但很勤奋，而且比较不守规矩，很喜欢自己动手做实验。”邹哲认为，中国研究人员搞研究做书面工作的多，动手的少，这点不如美国同行。

　　我为彗星狂

　　邹哲的科研生涯和彗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彗星是目前我们知道最有趣的天体。探索彗星非常有趣。”

　　他解释说，研究彗星可以揭示太阳系诞生和地球生命起源的奥秘。彗星是太阳系诞生时的残余物质组成的，来源于太阳系外围的柯伊伯带，这里温度常年保持在零下200多摄氏度，比较好地保存了45亿年前刚诞生时的状态。

　　而“星尘”飞船探测的彗星“维尔特2”尤其“有趣”。邹哲解释说，这颗彗星是在1974年才被发现来到太阳系内圈的，它可能受到了土星的引力影响。到目前为止，它在太阳系内圈才运行了5个周期，相比之下“哈雷”彗星已在太阳系内侧转不少圈了。

　　“这就意味着，彗星的物质变动很少，大部分还保持着太阳系初生时的状态。如果采集其样本，可能获得很罕见的数据，”邹哲说。

　　华裔身份与“老美同僚”待遇不同

　　谈到自己提出的“星尘”计划，邹哲的话匣子就收不住：“我1981年就首次提出了这个构思，但直到1986年才被宇航局接受，这已经是我第13次提案了。”

　　他在介绍这个计划的时代背景时说，当时“哈雷”彗星回归，才使美国宇航局开始重视彗星，否则的话提案还可能夭折。他说，不少科学家提出了研究计划，而他的“星尘”因为构思巧妙、成本低而获得支持，并成为美宇航局旨在以低成本探索宇宙的“发现”计划一部分。

　　但是最后任命的项目人员，还是以他伯克利时代的同学唐·布朗李为首席科学家。邹哲尽管一手策划这个项目并负责实施，却被任命为“副首席科学家”。这个独特的称号，可能是美宇航局科研项目中唯一的，因为宇航局的惯例，本来应该是“谁提出谁负责”。

　　对邹哲而言，好比是自己的孩子被人抢走了一样。他说：“这主要还是因为我是个华人吧。”而“星尘”的最后成功时刻，邹哲遭到了明显的冷遇，这让他很不平。在镁光灯下的前台发言、接受欢呼和祝贺的，都是布朗李和项目经理达克斯贝里等“老美”同僚，除了布朗李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一次，“Peter Tsou”（邹哲的英文名字）几乎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消失了。“这个项目是我的，”说到这个他比较愤懑。

　　期待参与中国太空研究

　　邹哲为自己是个华人而骄傲。他说：“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在科研上有很强的能力。现在从大陆和台湾到美国来的研究人员、工程师，有很多非常出色。”

　　但是他也发现，华人的身份在美国科研圈子里意味着加倍的努力。他说：“如果说，美国人在研究上要被承认，发表三篇论文就够了，那么华人要被肯定，就必须至少发六篇才行。”

　　这种尴尬，也体现在他的研究计划上。邹哲说，除了“星尘”之外他还有一些想法，但不被重视。就连“星尘”项目，也是多次被拒之后才通过的。期间，他不仅向美国宇航局、也向欧洲航天局提出过申请，但都没被接受。他说：“像我这样搞研究的，在美国感到很孤独。”

　　作为华人科学家，邹哲是否想过参与中国航天研究呢？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语气非常激动：“我一直都在想啊！但我就是找不到门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行！”

　　邹哲说，他关注中国航天事业的进展，并且一直期盼国内的研究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觉得，参与中国的航天研究，会使自己的成就更容易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