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上的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将至，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栏目陆续开始播出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节目。关于唐山大地震，还有“新闻”可言吗？影像能反映些什么？

　　荧屏上的唐山大地震

　　□本报记者程绮瑾

　　唐山大地震，有多少亲历者，就有多少故事；有多少倾听者，就有多少震撼。“但是我们要找故事里的新鲜点，要做别人没做过的。”央视4频道《走遍中国》编导李汾元说。10频道的《讲述》节目，用了半年的时间，征集了5000多条线索，采访了100多名地震亲历者，最后选了50多个动人故事，做了10集节目。10频道的《探索·发现》则从科学角度出发，回顾了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地震，也介绍到了地震预测的困难。

　　老军人的“极度恐惧”

　　李汾元说，当时的唐山市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仁泉，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用“极度恐惧”形容1976年7月29日的夜晚：“比战场还惨，战场很惨，也是一片片地死人，可那才多少人啊，七八百号人。打孟良崮，那才死多少人？唐山可不一样，马路上就没有隔十米八米没有尸体的。”

　　28日凌晨的那场大地震，陈仁泉没有亲历。他当时在

　　车越往前走，他们的心越悬。本来半天能到的路程，他们走了一天一夜。道路毁坏越来越严重，司机不得不绕了几次弯路，还遭遇几次堵车。路上，他们看见大量军车与他们驶往同一方向，拉着解放军或救援物品。还有大量军车驶往他们的反方向，拉着尸体或者伤员。

　　快到唐山了，陈仁泉看到路边有十几个孩子，从婴儿到几岁的，有男有女，有的衣不蔽体，有的啥也没穿，一排死尸。他担心起自己的孩子，心揪了起来。他结婚晚，虽然他当时已50岁，但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

　　车终于走到唐山火车站附近，陈仁泉下车往东一看，整个城市全平了。陈仁泉蹲了下来，哭了。“这个城市怎么办？”这个经历过战争生死的老军人，感到无助与茫然。

　　十几分钟后，擦干眼泪，陈仁泉继续往市中心的市委大院前进。但是道路毁坏、伤员满街，车根本无法前进。一起回来的同事们各奔各家。陈仁泉一路步行，花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到了市委、武装部大院。

　　大院门口停着一辆破公共汽车，上面挂着一块布，写着“抗震救灾指挥部”。车旁边的一个破席子里，卷的竟是他的结发妻子。所幸的是4个孩子还好，伤势不太严重。

　　在这个城市里，市委大院算是死亡率比较小的区域。这得益于他们住的是解放前遗留的德式建筑，结构比较坚固。院里住了50多人，被压埋的有20多个。而且地震之后大约1小时，附近的空军就到市委上空救援，所以市委领导无一人遇难。

　　根据《走遍中国》摄制组对当地地震局的采访，唐山当时是“不设防”的城市，建筑对地震没有任何防范，很多死亡是因为灰土呛死。唐山地委(按当时建制，市委管理市区，地委管理周边区县)的家属楼是解放后盖的新楼，伤亡相对惨重，地委领导的震亡率达到50％。

　　陈仁泉来不及安顿家小，只掀开席子，看了一眼亡妻。市里已安排他分管物资，其他一些市委领导则早已去唐山机场的总指挥部。陈仁泉到达时，市委大院里已经堆积了大量救援物资，用防雨布覆盖着。陈仁泉一方面按照“哪里人多，哪里急需，就往哪里发放”的原则发放物资；一方面迅速组织民兵，守护重要的企业、银行、商店等。

　　断电断水的城市一片死静，不时传来一阵哭嚎，撕心裂肺。忙碌了一天的陈仁泉摸索过死尸堆，去市委大院附近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打听伤亡情况。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陈仁泉的心哆嗦了一下。

　　那时候，第一要紧的是救命。重伤员要紧急转移。留下来的人，则要让他们活下去。甚至29日晚上的那一声枪响，他也没有去仔细追究。

　　不过陈仁泉第二天紧急收集所有民兵的枪支弹药，严加管理。那些参与哄抢国家物资的武装干部，后来也都受到了处分。根据他的回忆，唐山在地震之后四五天，各种秩序就基本良好了。物资分发在10天以后，也基本稳定。

　　政府逐渐开始计算唐山到底还有多少家底，根据陈仁泉的记忆，当时粗略估计唐山每年工业总产值有50亿元，在地震中直接损失40亿元，要重建则需要大概30亿元。

　　关于灾后重建问题，当时市委的争论比较大。一种意见是死尸这么多，清理不了，太伤心了，索性移到别的地方去。另一种意见是，那么多物资不好再调动，不如就地重建。

　　最后中央下达指示，决定两个方案同时进行。而后来的实际执行中，主要实现的还是废墟重建，《走遍中国》这次去采访了解到，丰润新城是最近10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

　　地震20天后，陈仁泉开始负责清尸。地震之后，解放军运输出去一部分尸体。陈仁泉妻子的尸体也在震后第三天被运走，至今不知葬在何处。但是还有大量尸体被市民们就地浅埋。震后三四天，城市里已经弥漫着腐烂的味道。继续下去，更将成为传染病的隐患。

　　陈仁泉从全市各地组织了1万多民兵，用了大概10天时间，清理出1万多具尸体，全部挖坑深埋。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简易房，开始了重建工作。9月份，部分能源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重新建设的唐山，参照日本经验，所有建筑都加了防震设计。所有房屋建设选址，都需要地震局审批。

　　活着的人，水和衣服

　　陈仁泉一直以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的一个理由是，他不是地震的亲历者。他没有如《讲述》采访到的一个当年的小战士一般，见到地震前那一道褐红色的地光；也没有如更多的亲历者一般，经历被压埋的惊慌绝望。

　　《走遍中国》采访到的一位亲历者是当时担任唐山军分区干事、后来担任唐山军分区副政委的高庆友。他还记得地震刚响动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台风，跑到屋外，遇到军分区司令员沈光厚。这位1938年入伍、抗美援朝时担任团长的老同志，这时候也不明就里。“我说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弄？他说苏修真是可恶，甩这么大原子弹，毁灭性的，他都没想到是地震，那老同志，都没这个意识。”高庆友回忆说。

　　当陈仁泉回到唐山的时候，这片土地已经历了大震和多次余震。

　　“当时根本就没想究竟死了多少人。死的已经死了。当时主要是，(活的)怎么弄水喝，弄饭吃，弄衣服穿。”当被问到，作为市委领导，当时有没有统计伤亡人数时，陈仁泉回答。

　　地震之后的唐山最缺的是水。陈仁泉曾带人到处找能喝的水。游泳池、洗澡堂的水，防空洞里的积水，都被用上。

　　可是这些依然难以满足当时灾民的需求。当时28岁的教师王学军清晰地记得，自己那时口渴难耐，见到地上小坑里积有雨水，把上面的虫子拂去，埋头就喝了起来。《讲述》节目采访到被困地下15天的矿工，甚至曾经喝尿解渴。

　　与此同时，位于唐山的陡河水库，却因为大坝受震断裂，又遇大雨连绵，面临着必须开闸放水的险境。这个水库库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万立方米的储水量。一旦决堤，已经破碎的唐山将完全置于没顶的洪水之中。

　　当年水库的工作人员主动给《讲述》节目打来电话。他们的讲述，成为《讲述》“独家揭秘”的亮点之一。

　　当时水库使用电动闸门，但是地震之后，唐山断电。如果人工打开两扇40吨重的闸门，需要几十人轮番工作20小时。可是当时水库只剩下几个工人。时不我待，工人们立刻跑到附近高炮团找来解放军。

　　他们使用的手摇绞车，摇60圈，闸门才能提升1厘米。要放水，闸门至少需要打开1.5米。但是面对沉重的闸门，即使4个小伙子，一口气也只能摇上20圈。偏偏在闸门摇到1米时，还遇到了一场强余震。

　　所幸余震过后，大坝还在，绞车房还在，房里战士们的号子声还在。工人和解放军努力摇动着绞车，闸门终于开启，黑暗中听到洪水哗哗泻出的声音。

　　震后唐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衣服”。由于地震发生在盛夏凌晨，很多人穿得很少。陈仁泉还记得他29日上午回到唐山时，见到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膀子”。他一路走回家，一路脱衣服给路边的灾民。

　　《讲述》节目采访到位于唐山的陆军255医院的一个司机。地震中，他被压埋了几个小时，被一个老兵用摇汽车的摇把给扒了出来。他获救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个孕妇光着身子跑出来了。

　　老兵让他把自己身上的背心脱下来，给那个孕妇。当时255医院有很多病人，不少都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老兵想到，士兵们睡觉时，枕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他便要求这个司机重新钻回废墟，把自己枕的衣服取出来。

　　“现在人真难以想象，我刚生死一线，刚出来，你又让我回去。”《讲述》主编说。而当时，司机什么都没说，立刻又钻回废墟，找出了自己的衣服。

　　《讲述》节目采访的多位亲历者，都铭记着当时曾受过的赠衣之恩。其中一位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女孩回忆，她当时看到很多解放军冒着大雨在救援，她就在路边傻傻地看着。从队伍里冲出来一个解放军，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到了她的身上。女孩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解放军。她长大以后，就嫁给了军人。

　　另一个当时也只有七八岁的女孩，则对衣服有着另一种记忆。这个女孩的父亲是军人，她家住在营房，建筑质量较好，对28日凌晨的地震，她几乎没什么感觉。直到早上天蒙蒙亮，她母亲起床，发现院子里的鸡窝塌了。一二十只鸡，只抢救出一只瘸腿鸡。

　　女孩的母亲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女孩的父亲已在外面救援一圈，回来看看自家的房子塌了没有，却见到妻子在哭死鸡。男人吼了一句：“你出去看看！”

　　母亲走出营房大院一看，触目所见，一片废墟。她不哭了，回到家里，把米、面、衣服、被褥，能搬的都往外搬，送给需要的人。之后，她还参加了妇女救援队。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这位母亲忽然有一天醒过味来，说：“我的呢子大衣也捐出去了，那是我最贵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到谁身上了。”

　　泼辣爽朗的女儿讲到这里，笑了起来，说：“我妈就是个家庭妇女。”编导们却听得笑中带泪。

　　主题转移伤员转移

　　由于节目长度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故事没有出现在《讲述》播出的节目里。“有一些故事是类似的，我们只能用一个。”《讲述》主编在介绍取材标准时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汾元制作的节目上。

　　李汾元原计划拍10个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人，做10集。这10个人包括当年的地震孤儿、救援战士、被压埋了8天的矿工、后来家庭重新组合的夫妻，还有钱钢、张庆洲这样关注唐山大地震的作家，以及陈仁泉。

　　李汾元找到陈仁泉的时候，他仍身体健康，表达清晰。老人在地震之后，在原职工作了8年后离休，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访问。李汾元曾经当过兵，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老人。

　　李汾元片子的主题，后来被确定为“十万伤员大转移”。在李汾元制作的24分钟的片子里，陈仁泉出现了两个镜头，说了两段话。一个是看到城市瘫痪以后，他说自己心中一片茫然。还有一段，是10多万伤员被运出去的时候，陈仁泉说市里不清楚有多少人被运出去，运到哪里了。

　　根据李汾元查找的数据，当时唐山市有90万人，被压埋进去的有80多万人，有60万伤员，其中10万是重伤员，需要往外转移。在李汾元看来，“救助尤其感人，甚至比地震中被压埋，比亲人离去，更加震撼心灵。”

　　但是具体怎么做才能比较感人，能满足节目提高收视率的要求？李汾元心中还没数。好在唐山遍地都是故事。他打算先去唐山采访。巧的是，当摄制组第一天到唐山，在地震纪念碑前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们要的故事。

　　地震时才28岁的青年教师王学军，后来成为唐山一所中学的校长，今年刚刚退休。他的父亲、原唐山钢铁公司的老工人王振和，地震时在单位值班，被压断了双腿，所幸被转移去外地治疗，老人挽回性命，直到1992年去世。

　　老人的遗嘱是让儿子一定要找到当年的救命医生，好好致谢。王学军谨记父亲的叮嘱，每到10年纪念的时候，便往烟台媒体投寄一封感谢信。花了十几年功夫，终于通过媒体，找到了当年救治他父亲的烟台海军407医院的王恒松医生。

　　媒体还找出了王振和当年的病历。老人是8月6日被送到海军407医院，10日做的手术。由于送到医院时，老人已经昏迷，医生根据别人口述，把他的名字写成了“王振河”。

　　当时这家海军疗养院床位虽多，但只有一名骨科医生，就是36岁的王恒松。他还记得，8月6日那天，医院一下子来了140多个唐山伤员，最后医院共接收198名重伤员，其中绝大部分都需要接受骨科治疗。

　　作为军医，虽然接受过战伤训练，但这是王恒松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见如此阵仗。头3天，他完全没合眼。此后的1个月，他1天也只睡两三小时，终于做完全部手术。而全部伤员没有1例死亡。

　　今年6月，终于找到恩人的王学军拿出自己两个月的工资5000元钱，邀请王恒松和其他几位医生来唐山做客。李汾元在唐山地震纪念碑前拍摄的时候，正好遇上王学军为这些医生送行。

　　李汾元抓紧王恒松离开前的几小时，匆匆采访了医生们，然后顺着这个线索，采访了更多当年海军407医院救治过的伤员。

　　恢复的不仅仅是身体

　　虽然救了这么多唐山人，王恒松只是在1980年去过一次唐山，随访病人的恢复情况。震后4年的唐山，在他印象中，还是一片断壁残垣。时隔16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唐山，“想再寻找一下地震的痕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老军医感叹说。

　　他没有想到唐山变化这么大。更没想到，在唐山，竟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认出他的，有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老大妈刘爱英。当年38岁的刘爱英，高位截瘫，王恒松送她出院时，判断她大概能活3到5年。没想到30年后，他竟然见到了笑容爽朗的刘爱英。

　　刘爱英在报纸上看到王恒松来唐山的消息，特意让老伴推着她来见“恩人”。

　　刘爱英原本在张家口一个单位做会计，丈夫张绍良则是唐山丰南的一个工人。两人长期两地分居。地震前，刘爱英刚刚带着孩子从张家口搬到唐山，一家团圆。

　　刘爱英双腿受伤被转移后，丈夫并不知道她被送去了哪里。“当时就是医生判断这个人属于重伤，就地不能治疗，马上写个条子转运。立刻就有人抬上车，轮到哪里的车就去哪里。火车站，来个火车，装满就走。飞机也是。送到哪儿都不知道。”李汾元介绍说。

　　大地震的第456天以后，刘爱英作为最后一批伤员返回唐山。张绍良听医生说妻子最多还能活3到5年，泪水顿时涌出，说：“无论如何我得把我老婆伺候好了。”

　　张绍良自创了一套按摩方法，30年来坚持给老伴按摩。现在刘爱英的腿部肌肉不但没有萎缩，而且恢复了弹性，还可以坐在轮椅上做一些简单家务。

　　唐山伤员，让军医王恒松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坚强。虽然受伤严重，但几乎没有哭喊抱怨的。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个格外爱哭的女孩，让医护人员们记忆犹新。

　　这便是当年21岁的姑娘史玉芬。史玉芬当时师范毕业，刚到农村工作队两个月。地震后她被埋在老乡家的炕洞里，屋梁上一枚大钉子钉进她胯骨，动弹不得。

　　到医院后，年轻倔强的史玉芬一直哭嚷着要保住自己的双腿。医生后来救了她的腿伤，但是因为骨盆骨折，担心她以后不能生孩子。

　　李汾元联系到史玉芬。51岁的她健康、干练，走路丝毫看不出受过伤。她还奇迹般地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9岁，已经在上大学，她自己则担任了唐山市妇联副主席。

　　史玉芬回忆起当年，泪水涟涟。被压埋之后，她不停呼救，喊到嗓子干了，摸到旁边有两瓶红墨水蓝墨水，就把两瓶墨水喝了，继续喊，最后终于被救了上来。

　　史玉芬姐妹4人，她排行第二。姐姐在地震中死去。母亲说：我最爱的就是这二女儿，她如果已经死了，就别让我看了。救护队员告诉她：你女儿还有一口气。

　　母亲掀开被子，见到女儿浑身是血，满嘴红的蓝的不知什么东西，又被炕灰熏得黑黢黢的以为女儿送去医院，也活不过来了。哪知道，不到一个月以后，女儿竟然拄着双拐，好好地回来了，还带着部队送的一箱烟台梨。

　　史玉芬回家之后第二天，父亲就带她去单位报到。她本来在市教育局工作，却主动要求去了“伤愈返唐接待站”。

　　记录灾难记住灾难

　　得知当年的救治医生来了唐山，史玉芬推掉一个婚宴，打上车，往医生们住的饭店赶去。“这一路上我不知道想了几个角度，第一句话说什么，不控制自己的激动，但也不要见了人家，让人家感觉都50岁的人了，还那么脆弱，又是当年那个爱哭的孩子，所以我忍着吧，结果去了以后，见了他们我还是哭了。”51岁的史玉芬说。

　　医生们感动于唐山人的感恩之情。可是面对新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李汾元和这次邀请医生们的王学军都有一种危机感，担心人情淡漠，担心人们对唐山地震的追思渐渐淡化。王学军把医生们请到自己所在的中学演讲，可是孩子们的反应平淡。

　　这让李汾元更加有了一份记录唐山的使命感。今年42岁的李汾元是山西太原人，却一直与唐山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是军人。李汾元还记得12岁时，太原各种大院的人们曾住了好一阵子防震棚，领了一些物资。一开始，他还觉得好玩。住了几天，也觉得没意思，蚊子多，又吃不好，就还是回家住了。

　　回家住了一个来月，唐山地震了。“唐山一地震，就觉得太原松了一口气。”李汾元说。而真正让他对唐山大地震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一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转来十几个唐山孤儿。从此以后，李汾元的同学、战友里，越来越多人与唐山有关。李汾元也越来越想做一个关于唐山的纪录片。

　　他这次去唐山采访时发现，虽然30岁以上的唐山人对于地震都还有着深刻清晰的印象，可是年轻的孩子们已经对这一事件颇为淡漠了。

　　《讲述》节目的采编们大多只有二三十岁，而且没有唐山人。年纪稍长的主编今年也只有34岁，是河南人。她只记得唐山地震之后，她家里也住了一阵防震棚。

　　“我们以前都是从国外的一些大片里看到关于海啸、飓风的场景。当你实际面对着这些亲历者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了天崩地裂，而且面对面地跟你讲述出来，那种感觉跟看电影电视是完全不同的。”《讲述》的编导说。

　　央视10频道的另一个节目《探索·发现》则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地震问题。

　　就在唐山地震前一年的1975年，辽宁海城的地震工作者曾观察到大量的宏观异常现象。各种反常现象清晰地预示着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2月4日上午10点半有关部门发出了地震警报，大疏散开始了。9个小时后，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大量倒塌，但人员伤亡很少。

　　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更多的是失败预报，也包括唐山地震。“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后的第二年，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者又发现了一些迹象。然而，这些迹象不像海城那样有着统一的模式。科学家们产生了争论，最终没有足够的信心发布地震预报，人员没有及时疏散。”《探索·发现》的解说词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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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时任唐山市委常委的陈仁泉与妻子(遇难)和小儿子的合影(剧组提供)

　　史玉芬(后排中)当年所在的农村工作队，前排三人遇难。

　　现在的史玉芬担任唐山市妇联副主席(剧组提供)

　　当年从唐山转移出的重伤员达10万多人(新影厂资料电影截屏)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