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中的常州医疗队

　　谨以此文，献给1976年奔赴唐山抗震救灾的常州医疗队82名队员！

　　唐山大地震中的常州医疗队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顷刻之间化为一片瓦砾，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24万多人被夺去生命，受

伤者更多，亟待救治。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震发生后，解放军部队和全国各地立即组织了由近2万名医务人员组成的283个医疗队，携带药品器械和生活用品进入灾区，救护治疗受伤灾民。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规模，在古今中外救灾史上前所未有。

　　常州也于当天下午接到省委关于组织一支80人的医疗队，赶赴唐山灾区救护伤员的紧急通知。据《常州市卫生志》记载，接到通知后，常州在十几个小时内紧急抽调市一院、二院等全市各医疗单位的医护人员82名，组成常州医疗队，下设5个小分队，于7月29日上午携带药品、器械奔赴唐山灾区。经过两昼夜急行程，到达离唐山市区5公里多的丰润县老子工委所属的5个公社。队员们不顾途中疲劳，放下包袱就立即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共诊治轻重伤员12147人次，看门诊3688人次，下乡巡诊2157人次，转送伤员1026人。医疗队于当年8月26日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常州。

　　与此同时，市一院和二院还收治了从唐山转来的伤病员273名。

　　在7月28日黑色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本报记者走访了部分当年奔赴唐山救护伤员的常州医疗队成员。这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虽然30个春秋过去了，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医护人员，如今已经头发斑白，但一提起那段日子，他们的脸上立刻都浮现出交织着悲痛、同情、自豪等各种因素的复杂表情，20多个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

　　张弥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只知道是“政治任务”，稀里糊涂地去了唐山。

　　只知是 “政治任务”，不知去哪里

　　30年前，31岁的张弥海还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他说，他当时并不知道是到唐山去抗震救灾，只知道是“政治任务”，就稀里糊涂地去了唐山。

　　他回忆说，那年7月28日晚上，他和几位同事在电影院看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正聚精会神地看到中国医疗队的徐永贵医生为一位黑人治疗耳朵疾病的时候，突然有人轻轻敲了敲他的后背，回头一看，隐隐约约辨认出是单位领导。他本能地问：“有什么事？”那位领导严肃地说：“政治任务，马上回去准备准备，带点换洗的衣服，明天早上6点钟到医院集合。”当张弥海还想问点什么时，那位领导指出，不要多问，是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

　　张弥海不敢再多问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压倒一切，能被安排执行“政治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必须出身好、表现好、不收听“敌台”的人才轮得上。因此，张弥海没等电影散场，就毫不含糊地回到家，简单拿了几件换洗衣服，晚上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他与全院挑选出来的29名队员准时赶到医院，院领导作战前动员时也一再强调，这是一项无比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大家在医院食堂里匆匆吃了点馒头和粥后，带上一些药品、器械，就加入了全市医疗队行列，奔赴南京集合。直到这时，医疗队员们都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

　　到了南京，才隐约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是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谈起赶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这段经历，张弥海说，当时他的心里只有紧张而光荣，没有害怕。

　　可以说，当时医疗队的所有队员，都与张弥海一样，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市一院一支正在安家舍农村下乡巡回医疗的医疗队，突然接到命令执行“政治任务”，补充了几名队员后就出发了。今年53岁的市一院普外科医师吴明刚说，他是临时接到通知去南京的，当时的情景“感觉就像打仗，乱成了一锅粥”，也没有食物发放，他和几个队员随便买了些面包，就挤上火车。整列火车上全是医疗救护队的人，那火车不是普通客车，而是没有座位、没有窗口、没有水的货车车厢，临时装人的，又闷又热，大家就挤坐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一路颠簸赶往唐山。

　　到达天津站，医疗队员们下了火车，改乘汽车赶往灾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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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维淮：30年啦，让我好好想一想。

　　灾区景象惨不忍睹

　　经过一天一夜火车和汽车的颠簸，常州医疗队踏上了位于唐山西北部的丰润县，沿途的景象惨不忍睹。虽然已经听不见大地震时核爆炸似的巨响，但是，一片一片的断壁残垣，空气里漂浮着的腐尸味，都提醒着他们：这里刚刚遭受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里有数不清的人急等他们救护。

　　“30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坐汽车到了丰润县。一路上，很多公路已经被地震破坏了，路上不知为何散落着很多用草席包着的长条形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里面包裹的全是尸体。”吴明刚回忆说。

　　只要听到媒体上报道有关地震的新闻，现年71岁的市一院内科医师吴爱珍的脑海里就会出现30年前她看到的唐山地震后的惨状：“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沿途没有看到一座完整的建筑……有的楼房震塌一面墙，透过这缺口，还能看到里面有的人被挤压在床边，腿、手挂在那里，血肉模糊，他们已经死了。”

　　今年72岁的市二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维淮回忆说，他和队员们巡回医疗时经过一个小村庄，碰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表情木然地坐在一片废墟旁，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她说，她是这个村唯一的一个幸存者。7月28日凌晨3点多钟，老太太起床到屋外，准备给驴喂草，就在她跨出家门的一霎那，天动地摇起来，“轰隆”一声巨响，她身后的房屋顷刻之间倒塌了，她的老伴、儿子等都被压在废墟里，死了。

　　吴爱珍：如果牺牲了，能把名字刻在碑上就行。

　　能把名字刻在碑上就行

　　来到丰润县，根本没有房子安置医疗队，从未扎过帐篷的队员们自己动手，在村庄废墟的空地上自己扎帐篷“安营扎寨”。帐篷有限，一个医疗分队的十几个男男女女住在一个帐篷里，用行李在中间一隔，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头对头睡在潮湿的地上，有时候外面下大雨，帐篷里就漏水下小雨。

　　市二院医生张弥海回忆道，有时半夜起来小便，只顾抬着头朝帐篷门口走，不敢朝女同志睡的那边看。有时睡到半夜，忽然发生较大的余震，队员们从睡梦中震醒，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队员们心里多少有点紧张。“但当时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想法，就只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们在这里牺牲了，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一块碑上就行。”吴爱珍说道。“是啊，当时我们的思想真好，很单纯，根本没想到什么待遇、条件之类的东西，就想如果牺牲了，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只要能把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就行。”参加过当年医疗队的队员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那时，在灾区，吃的东西很少，主要吃点粗粮馒头，我们最常吃的东西就是大葱大蒜蘸酱油，可以防病，吃不惯也要硬咽下去。”医疗队的队员们回忆说，当时一日三餐都很简单，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但当地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照顾南方去的医疗队了，当地群众在自己没有吃的情况下，还悄悄地送菜、送苹果给队员们吃。

　　七八月正是酷暑天气，当地本来就缺水，地震后，少量的河塘里漂浮着死亡腐烂的家畜、动物等，浑浊发臭，无法饮用，更别说洗澡了。队员们有时候赶着驴车去远处拖回来一点干净的水，放在锅里烧热了，先让女同志擦身子，再轮到男同志擦身。在灾区20多天，许多队员没洗过一把澡。有的队员因为吃了不洁的水和食物，患了菌痢，连续腹泻多少天。

　　生活虽然艰苦，但医疗队员没有一个叫苦退缩的，而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救治伤员，每天早上6点多就出发，晚上回到住处时天色已经漆黑一片。在唐山期间，他们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当然，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电话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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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5岁的范晋明，谈起当年在唐山灾区救助伤员时的情景，依然抑制不住悲伤的心情。

　　深受当地领导群众夸奖

　　时间就是生命，面对一个个在倒塌的家园上痛苦呻吟的伤员，常州医疗队的队员们心急如焚，一到目的地就马不停蹄、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救护伤员的工作中。

　　82位医疗队员被分成5个小分队，派到5个公社救护受灾伤员。平均每个小分队不到20人，却要负责一个公社伤员的救治任务，每个队员就是有五头六臂也难招架啊，更何况当时当地药品、医疗器械奇缺呢。但为了尽快救治伤员，尽量多挽救一个生命，每个医疗队员都超负荷工作，平均每天要走二三十里路，仔细寻找伤员，不少队员一天只吃两顿饭、甚至一顿饭，生病了也不休息。据医护人员回忆，当时，由于缺医少药，医疗队员们的主要任务是对轻伤员就地治疗，大多数伤员则就地应急救治后，在他们身上挂一张写着姓名、地址、初步诊断和初步处置等内容的牌子，迅速转送到县城，再集中送到外地医院作进一步治疗。

　　据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当年常州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写的汇报材料介绍，“由于地震灾害，大量的骨折伤急需处理，伤骨科医生赖福棣、余章福常常忙到很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用竹片、树枝、硬板纸为骨折病员做固定，没有手术室就在公路边做麻醉复位。”

　　“由于地震造成的困难，灾区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设备。公社卫生院原有的部分药材也都被压在废墟下。医疗队带来的药品、器械有限，只能应付一、二天，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又怎么完成？医疗队的同志群策群力，千方百计为伤病员解除痛苦。钱炳根等连夜搭起简易手术室、病房，为危重伤员做抢救手术。就在这个‘土手术室’里，二分队的同志做了33次各种大小手术，整骨复位手术138次，没有隔离就用塑料围裙代。没有石膏夹板，医疗队员们就用竹片、树枝、硬纸板等代用，为骨折病员固定。换药时镊子不够，队员郭遂山用手指夹着棉球为伤员清洗伤口、换药。有许多外伤截瘫伤员因不能自主排尿，膀胱高度膨胀使他们感到非常痛苦，但没有导尿管，吴成赶了几十里路向兄弟医疗队借来导尿管。可橡皮导尿管又插不进尿道，眼看着伤员痛苦的情景，我们的外科医生范晋明、龚松南急得团团转，要是有一条金属导尿管该多好啊！就在这困难时刻，范晋明医生偶然发现一根铁丝：好，有办法了！他和龚医生把铁丝磨光，消毒后插入导尿管来代替金属导尿管，结果为一个10余天排不出尿的伤员解除了痛苦。还有董民生、郭遂山，在巡诊时发现有尿潴溜的伤员，他们就利用汽车轮里的气门心管代用，及时解除了这些截瘫伤员的痛苦。”

　　“在药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医疗队还广泛开展了针灸、推拿等新医疗法。五分队江智铭医生运用腕踝针为一腰部挫伤卧床三天不起的女孩治疗一次，下午她就能割草，参加劳动了。腕踝针对软组织压伤后的止痛，以及诊断是否骨折效果很明显。唐山市二十四中教师王春兰压伤脱险后左半身瘫痪，经好几个医疗队医治无效，麻醉师印海润耐心为她进行电针治疗，三天以后她就能下地行走，一周后左手能抬到肩膀。她激动地对医疗队同志说：‘感谢毛主席派来这样好的大夫，把我这半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医疗队员们时刻把灾区伤员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后泥河大队有一位老大娘自地震发生后近十天没解过大便，经灌肠后还是不能解出，这位老大娘感到非常痛苦，范晋明医生看到这种情况不怕脏，不怕臭，毅然用自己的手指为她掏出大便。三分队杨朴诚同志晚上在队里巡诊，发现有位严重尿潴溜病员正在窝棚里痛苦地呻吟着，他立即钻进窝棚，跪在病员身旁，一手拿手电筒，一手用注射器为病员抽吸尿液，为病员解除了痛苦。一天傍晚，兄弟医疗队打来电话，有一位恶性葡萄胎大出血的病员，要求帮助抢救。三分队医生宫秀华闻讯后，立即和麻醉师吴明德赶去。当时病员已处于休克状态，必须立即进行子宫全切除手术，许多医生担心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否做好手术。宫秀华认真分析了手术的利弊后，克服困难，成功地为病员做了子宫全切除手术，使病员转危为安。做完手术已是深夜，她又从几十里外赶回来，第二天继续战斗。”

　　市二院张弥海医生回忆说，当时许多伤员伤口感染溃烂淌脓，爬满了蛆，医疗队员就用生理盐水清洗，把伤口上的蛆一条条清洗掉。药水没有了，张弥海等人搭乘乡亲们的毛驴车进唐山市区，向上海、山东医疗队求援。

　　就在重伤员被逐步转移到外地医院后，5个医疗分队所在的地方开始出现菌痢等肠道传染病流行的苗头。常州医疗队的汇报材料上这样写道：“我们发现后，立即向当地党委报告，在地方党委和赤脚医生的配合、支持下，广泛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广泛宣传卫生知识。由于南北方口音不同，我们各分队就把防病常识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各个大队，有的医疗分队还举办了卫生专栏。药源不足，医疗队同志就想方设法采集中草药，三分队同志采集了100多斤辣蓼交给各大队煎服，其他分队边宣传，边采集马齿苋、蒜头，帮助灾民预防和治疗肠道传染病。在医疗队员和赤脚医生共同努力下，使肠道传染病逐步得到了控制。”

　　常州医疗队这种忘我的、创造性的救死扶伤精神，深受当地群众的夸奖，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闻讯后，亲自接见了常州医疗队，并向医疗队赠送锦旗，亲切地对队员们说：“灾区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们。”

　　一支双色圆珠笔做留念刘清华拿出珍藏了30年的宝贝——刻有“唐山丰南地震 抗震救灾留念”几个字的双色圆珠笔。

　　医疗队凯旋时，本来要在南京集中，开庆功会的。然而，那段时间，地震的传言弄得人心惶惶，医疗队员们一到南京，看到到处都在搭帐篷防震，因而特别担心常州也要地震，担心家里亲人的安危，因而都顾不上开庆功会就匆匆赶回了常州，仅有在南京时发的一本笔记本和一支双色圆珠笔做留念。

　　一院护士刘清华说，她当年去唐山时才22岁，回到常州发现父母已经搬了家，原来的家门口只有一个空空的防震窝棚，她不知道家搬哪里去了，一下子连家都找不到了。可她实在太累了，想在窝棚里躺一下喘口气，歇一歇，孰料一躺下去就睡着了，连雨滴下来滴在身上都没觉得。如今，50多岁的刘清华已搬过6次家，旧家具、旧东西扔掉很多，但她十分珍惜在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幸福时光”，那支刻着“唐山丰南地震 抗震救灾留念”几个字的双色圆珠笔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掉。听说记者要采访，她特意把珍藏了30年的那支圆珠笔拿出来给记者看，记者经仔细辨认，才找到笔杆上刻的那两行已经模糊不清的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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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二院五官科医生孙平蓉在火车站为唐山来的伤员包扎治疗。

　　1976年，上海医疗队在唐山地震救灾中，在简易帐篷里打着手电筒抢救危重病人的情景。此图为在唐山抗震纪念馆展出了10多年的作品《打着手电做手术》。(常青摄)

　　一名摄影师眼中的救护情景

　　1976年8月10日，有273名唐山伤员被“秘密”转来我市一院和二院接受治疗。

　　如今满头银发的摄影师徐远荣，当年在东风印染厂工会搞摄影。那年8月10日下午，他接到通知，晚上到火车站去拍照，“但拍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是‘政治任务’，不能问。”晚上，他与摄影师耿荣兴、《红常州报》记者蒲炳炎来到火车站，只见从站门口开始，就有解放军和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戒严”站岗了，站门口广场上搭着帐篷，气氛非常紧张严肃。看到这种情景，徐远荣心里也有点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到了站台上，看到许多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也神情严肃地排队站在那里，悄悄一打听，才知是迎接即将从唐山地震灾区转来的伤员。

　　大约夜里10点钟左右，运载伤员的火车徐徐进站了。徐远荣犹如听到冲锋号角的战士，迅速端起照相机，用镜头记录下了那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一幕。他说，当时，根本没有人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激动、或悲痛、或大呼小叫的场面，人们言语很少，也许是考虑到这是“政治任务”吧，担心说错话会变成“反革命”，因而只是默默地救助伤员。轻伤员自己从车门口走下来，稍重一点的伤员用担架从车窗口抬下车，有些伤员在车站现场稍微治疗一下，马上坐上救护车等送往医院。到半夜12点多，所有伤员都安置到了市一院和二院病房里。

　　在火车站迎接伤员的现场，徐远荣忽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就是自己的老朋友、正在唐山灾区抗震救灾的市二院医生杨朴诚的妻子，市二院五官科医生孙平蓉，她正在给头部受伤的伤员做简单治疗包扎。徐远荣立即上前，“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

　　市二院当天接到要收治唐山地震灾区伤员的指示后，迅速劝说住院病人出院，连夜办理出院手续，到晚上10点钟以前，除实在无法出院的重病人外，病房几乎都腾出来迎接伤员了。市一院护士华英回忆说，当时一院还只有两幢楼，接到有伤病员转入的通知后，1号楼从1楼到4楼全部搬空，腾出房间接收伤病员，伤势较轻的先安排在外面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不久，有传言说常州也要地震，于是只要一听到有警铃，医院就立即开始搬运病人。后来，索性把伤员统一安排到了隔壁卫生学校操场上的帐篷里。

　　转来的病人，伤势都不很重，但由于他们大多刚刚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情绪十分低落。所以，华英说，我市医护人员除了无微不至的生活护理外，经常像亲人一样陪他们聊天，鼓励他们树立生活的勇气，与病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失去亲人的伤员们，也把常州医护人员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有些伤员治愈后要回唐山时，竟拉着医护人员的手流着泪依依不舍。

　　由于我市一院在1975年即掌握了人工肾技术，成为江苏省第一个拥有此项技术的医院，因此，江苏省卫生厅发了一个通知，将省内接收的7位因地震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伤员全部转到我市一院救治。现年70岁的一院泌尿外科专家巢志复回忆，当时一院整个外科一共就剩下10多名医生，接到通知后，他们很紧张，没有休息，只知道要治病抢救伤员，不管内科外科，都加入了救护组。他爱人是妇产科的，也被安排救护7名急性肾功能衰竭伤员了。经他努力，7名患者竟全部得救。

　　1977年7月，曾参加医疗队赴唐山灾区的市二院杨维淮医生，一年后又护送康复的伤员回唐山，再次踏上唐山灾区的土地。他说，时隔一年，唐山似乎仍未从悲痛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城市里依然满目疮痍，人们还住在一个个帐篷里，只是沿途多了很多坟墓。

　　链接一：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地震的震中位置位于唐山市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城市地震灾害。顷刻之间，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化为一片瓦砾，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财产遭到惨重损失。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极震区包括京山铁路南北两侧的47平方公里。区内所有的建筑物均几乎都荡然无存。一条长8公里、宽30米的地裂缝带，横切围墙、房屋和道路、水渠。震区及其周围地区，出现大量的裂缝带、喷水冒沙、井喷、重力崩塌、滚石、边坡崩塌、地滑、地基沉陷、岩溶洞陷落以及采空区坍塌等。全市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生命线工程全部破坏，所有工矿全部停产，所有医院和医疗设施全部破坏。地震共造成242419人死亡，164581万人受重伤，仅唐山市区终身残废的就达1700多人；毁坏公产房屋1479万平方米，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到54亿元。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世界上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