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开中国金融改革风气之先

　　引言

　　天津——中国环渤海经济圈的龙头城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关注的目光。

　　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先行先试”的政策导向下，天津的滨海新区已从国家争取到了多个令其他城市难望其项背的优惠性发展空间。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上的一席话，或多或少让包括上海、深圳、广州在内的诸多志在捍卫或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城市感到有些“失落”或“不公”。

　　按照刘明康此间的说法，在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重点工作中，金融改革和创新将摆在其首要位置；而中国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众多方面的重大改革，今后原则上也将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银监会助推天津试验金融改革

　　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上，谙熟中国金融体系的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比此前明显信心更足，对于天津未来金融发展的路径和具体思路也是直言不讳。据其阐释，天津滨海新区的各项金融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审批同意后就将逐步付诸实施。

　　此外，戴相龙本人近期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滨海新区近期的金融改革创新主要包括四大重点，即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外汇管理改革。

　　如果说天津已是万事俱备，那么，银监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的配合工作则可谓为之“协唤东风”。刘明康明确表示，在一个月内，他们将有三位负责人先后到天津，参加其金融开放、金融改革创新和信托业创新发展问题的研究。

　　“银监会将履行职责，全力推进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为滨海新区金融创新与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为创建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功能、多层次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更多便利和条件。”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的一位知名专家看来，刘明康的上述力挺之言，对于助推天津加快进入改革试验轨道的作用非同一般。“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津获得了如此之多好的金融创新政策，对于其今后的发展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这位专家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所提及的“这个节骨眼”的题中之义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在即，按照以往的惯例，一些事关未来的重大金融政策将会在此次会议上发布和确立。

　　值得提及的是，截至目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仅仅召开过两次。一次是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中国需要采取一系列稳定金融的措施来预防和消除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在2002年年初，是时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应对金融领域的严峻挑战。

　　据知情人士披露，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或于本月底左右在京召开。他还告诉记者，在今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四项议程中，除了将考量设立一个类似于“中国金融协调办公室”的新机构外，关系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几个重要创新之举也会浮出水面，“这些创新思路，都有可能全部体现在天津未来金融试点改革的几大范畴中。这也就意味着，这次将确定的金融改革思路，可能在天津开全国‘风气之先’。”

　　天津何以能先走一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思路颇有研究。昨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天津滨海新区在未来金融改革领域所获得的优惠政策“实在不少”，“这些政策如果释放在金融业已经比较成熟的上海、深圳或者广州，那么，势必能迅速显现出十分可观的效果。”

　　那么，天津何以掘得中央政策上如此巨大的一块“宝藏”，并借此成为掀起中国未来金融改革新潮头的“幸运儿”呢？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已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于坊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种说法是，现任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就任此职之前曾身居央行行长要职，不仅熟知金融改革路向，且在各界的相关“人脉”颇为畅通，因而适逢国家力推金融体制创新与改革之机，他能较为顺利地帮助天津拔得机遇的头筹。

　　“不能说上述猜测没有道理。”但在郭田勇看来，天津滨海能有这么大的斩获，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天津本身“不错的先决条件”，以及国家改革的迫切性使然。

　　“滨海新区的建设写入‘十一五’中央决议中，它未来的投资量肯定会非常大，至少需要投资好几千亿，这也就必然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在新区建设中的杠杆作用。”郭田勇说，金融方面的配套在滨海新区未来的开发中非常重要，因此，现在在滨海新区大胆进行金融创新，开展一些金融实验，首先对滨海新区的发展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它对中国金融业本身来讲也是意义非凡，“WTO的过渡期马上就到了，金融业也面临全面开放。从金融机构来说，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也是大势所趋。”

　　问题是，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之际，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业也同样会面临与天津类似的压力。相比之下，如果将改革的试验和探讨置于天津以外的业已发展成熟的城市，不是能加大试验的可靠率吗？对此，郭田勇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我觉得，譬如深圳在珠三角经济比较发达，金融机构的服务和分布比较密集，在该市进一步加强金融创新的力度不是不可以。但是从发展的必要性来看，滨海新区更需加大金融杠杆的作用。”

　　“金融机构在业务创新的同时，能产生资金的放大效应。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资金量更大，金融服务的种类更多，金融业务品种更加丰富。这样就能为当地发展提供更充分更加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郭田勇认为，由于天津的滨海新区刚刚进入全面开发阶段，它未来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在其有望产生的资金放大效应上比其他城市更具竞争力，“金融投入是要讲回报的，在滨海新区比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容易取得实效。”

　　他还认为，从成长性上来看，天津滨海新区更接近首都北京，地处环渤海湾重要位置，在新的重要的区域中能发挥经济上的龙头作用。

　　不会对长三角珠三角产生不利影响

　　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人士对于天津未来的金融地位颇感兴趣。天津银行业界的一位人士对他们城市未来的金融业更为看好，她告诉记者，“在金融界，优惠的政策一旦实施起来，无论是在业务品种的创新上，还是在大中小型各类客户资源的拓展上，都会跑到其他城市的前头。”而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则态度有保留，他认为，政策上的优惠，还需要成熟机制、配套人才的共同发力才能产生效应，“因而从短期来说，天津还是难以撼动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

　　“按一般概念，应该把金融改革放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现在国家把改革放到了滨海新区，可能会让长三角、珠三角感觉没有受到公平待遇。”郭田勇认为，从全国资源分布的总量上来说，国家给予天津的优惠政策可能会使长三角、珠三角觉得处于不利地位，“但天津滨海新区本身是一个试点，如果比较成功，将在全国进一步推开，因此，从长远来看不会对长三角、珠三角产生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从短期看，国家把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给了天津，使得天津滨海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进一步拓宽，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在他看来，“相对全国而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居民收入、经济发达程度已经相当高了。把金融改革试验区放在环渤海地区进一步拉动其经济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更有利。”

　　对话

　　天津金融四项改革创新的国家视角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记者:最近，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对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路线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其创新主要包括四大重点。在您看来，在“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这一点上，天津未来可能会拓展出怎样的空间来？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包括发行股票和发行企业债，政策可能会对滨海新区有倾斜。现在虽然是全流通了，实际上企业如果要上市发行股票，证监会牌子还在。现在发行企业债也是相当难，都是在国家发改委这边批。还是可能会给天津这边企业上市发行企业债放得更宽一些。

　　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业务

　　记者:不难看到，目前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尽管还是分业经营，但是其业务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那么，天津今后将重点“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业务”，会不会打破现有业界格局？

　　郭田勇:开展综合业务实际上就是银证保的混业经营模式，现在包括北京大的金融控股，也同时经营这方面业务。现在由银行出资办保险公司，北京这边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据我了解，他们大多还在审批阶段。

　　不难看到，在现今的市场上，监管部门尽管还是分业管理，但是更多的作用应该是协调这三个行业之间的合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像英国那样，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归一个监管机构来管；另一种也可以像美国那样，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每个行业分别有其监管的机构，但是要加强这三者的监管和机构的协调。

　　创新完善金融机构体系

　　记者:天津方面屡次提出要“创新完善金融机构体系”，这一点也留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您怎么看？

　　郭田勇:我想，就是天津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一些分支性的机构。可能在发展完善这些分支机构的同时，再成立一些金融机构。比如东亚国际银行，虽然目前还没正式批，但是我觉得它最后极有可能落到天津去。

　　国家和当地政府可能会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天津开展综合经营，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经营，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法人机构进行综合经营。譬如，重组现有金融机构，弥补金融机构门类缺失，提升金融机构功能，健全金融服务体系；重组设立资信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滨海新区农村商业银行，以及货币经纪公司、企业财务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记者:一直以来，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没有过什么明显的松动，尤其是在地方。不过，在戴相龙所提到的四大重点目标中，就包括“外汇管理改革”这一项。这一点可能真的是其他省市无法企及的。

　　郭田勇:我的理解是，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天津将逐步进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探索。为了吸引大量资金进入，滨海新区可能会在现行接受汇制度，以及在现行对资本项目的管制措施上率先破冰——比如，不一定采取接受汇制度，企业间可以自由地进行国际贸易。

　　专题撰文:本报驻京记者郑春峰实习生刘丽琴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