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求富实践

　　从1962年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44年，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

　　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周家庄去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余元，而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显示，这个“人民公社”仍具有着一定的活力。但乡党委书记雷宗奎仍觉得集体经济缺乏相应的积极性。

　　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中，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何去何从，依旧是个问题。

　　每天清晨6点，梁建中会站在队部的喇叭前，用手拍着话筒，通知：“今天请男的劳动力……以下人员要去：建民、造顺、书纤……”

　　梁建中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自由劳动，“队里所有的劳动都要由我来组织、安排的。”他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第四生产队的队长。

　　周家庄是中国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其他地区早在24年前就已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制度转换。惟独周家庄的土地、劳力依旧坚持着集体所有制。工分、口粮，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用语，在周家庄仍是社员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005年的财政数字显示，周家庄的人民公社依旧表现出某些活力，其人均财政贡献名列全市第一。周家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18元，高出了晋州市的农民人均收入。

　　雷宗奎还在寻找壮大集体经济的办法。他是周家庄党委书记。在他看来，集体经济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不自由的工分制劳动

　　8月31日的傍晚，周家庄第四队的张顺(音)扛着大锄等在白菜地旁边，与几个同队社员正在聊天，等地里的妇女把白菜全部砍完，他就和其他几人平整菜地。

　　“在这里，自己不能选择，队长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周家庄对不同的工种进行了372项细分，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进行了具体规定。

　　每次上工，队里的会计都会记账，到年底统一结算。当年全队总收入除去合作社一年中支出的生产资料成本、水、电、口粮款以及集体公积金等，算出每个工的工值。

　　四队去年平均每个农业工值35.5元。社员张顺全年算下来出了340个工，纯收入11000多元。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了合作社一般也不会做大的修改。

　　“哪块地种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去操心。”梁建中说：“队里有社员代表，也有劳动监督员，都由我来指定，一般会挑选劳动认真负责的人。”

　　梁建中已连续当了22年的队长。周家庄共有10个队，由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强留公社的雷金河

　　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直到在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周家庄的灵魂人物。也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他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为此，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增加了4.8倍。

　　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即使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有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周家庄也在昼夜讨论。

　　“大家都知道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除了一两户之外，其他的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刘建中66岁，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大会。

　　但民意还是受到了各方的压力。据一名社员说，河北省在任命一名县委书记时，指派的任务就是要将周家庄的土地分掉，后来还是中央一领导点头“让再观察一下。”

　　河北省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刘增玉多次与雷金河接触，听说雷金河还找到时任河北省长保证：“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我们就将地分了。”这样，周家庄的人民公社才得以保存。

　　坚持20余年的农民福利

　　梁民志是周家庄的社员。他说，即使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觉得集体经济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上了自来水。次年，公社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如今这些福利政策还在执行。”梁民志说，他10岁的儿子现在上学还是免费的。“生活中很多事不用操心。”

　　即使劳动上的不自由，梁民志也发现有不少省心的地方。“在这里只管干活就行了，干什么都是队里统一安排。”梁民志说，种子、化肥、农药也是统一采购，不用自己花费。“

　　他看到周边分了地的村庄，农民还需要自己购置农机具，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跑。

　　提起周家庄，与该乡相邻的马于镇东四村的杜秋荣说：“他们那边在一起少废不少心，哪像我们什么都要自己做，一年还挣不了多少钱。”

　　今年45岁的杜秋荣，家里4口人，有近5亩地，一年可以种一季小麦，再种一季玉米。“一年的收入也就三四千。”

　　但每亩的投入却不少，种子、化肥、农药、浇水、租机器耕地、粉碎秸秆，每亩的开支在220元左右，5亩就是1100元，杜秋荣一年的净利润也就是1000多元。“虽然比周家庄自由，但却赚不了什么钱。”

　　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划一。

　　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即使只购买材料也会吃力，乡合作社便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

　　梁民志家两层高的楼房建于1990年，当时只把建筑材料买了回去，乡合作社的建筑队给予免费施工。

　　“将来老了，每月还会有30元的生活补助。”梁民志觉得这些好处如果分了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以工业支撑公社福利

　　对于公社里的福利体系，雷宗奎知道，主要是靠着乡里的9家集体企业支撑着。2005年，周家庄的农业纯收入是2121万元。“而我们一家阀门厂的纯收入就达到2549万元。”

　　孟华就在阀门厂上班，“挣的也是工分，按劳分配，到年底分红。”

　　2005年阀门厂除了生产成本和提留公共积累之后，每工时的工值是2.6元，去年做了4300工时的孟华分到了1万余元，这是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收入。

　　“我们分配人数时，基本保证每家既有人在企业上班，也有人在地里种地，达到一种均衡。”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

　　目前，周家庄有9个企业，吸收了大约4000个劳动力，而参加农业人数是1400多人。但农业的人均分红不过六七千元。

　　生产一队的队长冯平均说，队长给社员分配任务时，会掌握大致平衡，这次给你分配了分值低的活。

　　“实际上，在我们这里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户。”冯平均说。

　　雷宗奎说，目前周家庄的工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附加值低是雷宗奎一直所忧虑的，“不过整个工业状况还在发展。”

　　根据2005年市政府定下的税收任务，周家庄三年不变每年是949.6万，2005年实际完成了1447万，今年已经完成1600万，估计全年能完成2214万。

　　公社酝酿最后的突破

　　对于这个人民公社还能存活多久，雷宗奎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集体经济确实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从合作社层面，雷宗奎开始探索提高社员积极性的办法，葡萄园、果园已经实行集体承包制度，超产有奖。

　　周家庄的体制能否延续？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增玉觉得从目前的现状看是可以的，关键是人的因素。

　　“周家庄的制度得以延续，是很多历史因素促成的。”刘增玉说，那是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产物，也不具有普遍性。

　　目前，周家庄以阀门厂为龙头的9个集体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企业，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这几年也在思考上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企业。

　　另一个让他思考的问题是，随着工业人口的增加，慢慢地已经开始影响到农业生产，他的一个设想是提高农业机械化，再到外面聘一部分劳力。

　　(据《新京报》/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