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幸福政治观”的四点思考

　　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的“幸福政治观”，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由国家统计纳入“幸福指数”，引发各地方政府为排名展开的争夺热点。（9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关于对“幸福政治观”的质疑，邓清波先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9月13日《南方都市报》撰文指出，在当幸福指数成为政府部门看重的一种数据，则它带给人们的就更加未必

　　对于“幸福政治观”，笔者的第一个思考是，“幸福指数”用什么度量，如何度量。表面上看，“国产”的幸福测量的“始作俑者”邢占军好象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正如报道中说的那样，直到如今，他也不敢说他制定的幸福测量工具就是完善而没有瑕疵的。事实上，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在学术界，此领域的专家，几乎都可以拿出自己独有的看法。

　　幸福度量问题，很显然要牵涉到度量标准、合理性、权威性，是否最大限度地适合一定的人群等等。很显然，盲目照搬的幸福测量，显然有崇洋媚外的嫌疑，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二是思考就是，如果第一成立，也就是说，衡量标准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样的测量是不是否可以最大程度地、真实地反映受测民众的声音呢？反映的声音十分全面？范围和深度如何？是是原生态、有足够的可信度？

　　很显然，这些疑问是公众最容易想到的，也是他们最想知道的。

　　第三和思考就是，如果第一、第二都成立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也进行完了，我们对“幸福指数”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是为了满足各地政府部门的政绩冲动，还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对更高、更广的幸福的追求？而如果政府是为了后者的目的，那么，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政府和民众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又是什么？

　　最后的也就是第四个思考、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如果前三个设定都成立，那么，我们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作为主导角色的导演的扮演者，政府又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试图采用的途径和努力方向又是什么。是嫁接追求高GDP的急功近利的菏泽而渔，还是综合考虑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