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市民》求证国民幸福指数

　　中国观察之庄礼伟专栏

　　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要编制国民“幸福指数”，对于这个举措我有一点不同看法。广州《市民》杂志今年第3期曾刊登过一篇我的文章，文章提到与其统计、颁布国民幸福指数

　　第一，公布“民生痛苦指数”，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有利于督促政府摈弃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民生痛苦指数”和车祸死亡人数、自杀率、离婚率、失学率、老年人口比例、空气污染指数等等一样，都是普通的社会学数据和决策参考数据而已。公布民生质量的“负面指数”，其实和我们的国歌歌词是一样的道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正视差距，毫不懈怠。

　　第三，我们不必讳言我们时代的痛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幸福和痛苦都是现实的存在，作为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社会，民生痛苦是一个正常的公共话题。如果某人找不到工作而又头顶高额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开支这3座“大山”，还连连说自己不痛苦、很快活，那么我们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一定要警惕这种人。去统计、颁布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终归是有些矫情。

　　温家宝总理不止一次引用过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和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温总理还说:“心中想着群众的疾苦是过国庆的最好方式”。许多重要节日，他都是在普通百姓家、贫穷单位、弱势群体中度过的。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关注和降低民生痛苦指数，是提升民生幸福指数的最直接、最实惠的方式；用民生痛苦指数来求证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监督各级政府部门，敦促它们时刻把群众疾苦、痛苦放在心上。

　　如果国际通行的民生痛苦指数计算方式不太全面(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那么我们的统计局还可调查、颁布单项的“民生痛苦指数”，如购房痛苦指数、出行痛苦指数、税负痛苦指数、打官司痛苦指数、个体户从业痛苦指数、环境痛苦指数、看病求医痛苦指数、“空巢”痛苦指数(或老年孤单指数)、治安痛苦指数、谋生痛苦指数、职场痛苦指数、职业病痛苦指数、加班痛苦指数、上学痛苦指数。负面指数往往具有更强、更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车祸数字显然比安全无事故天数更具监督作用。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会介意颁布负面指数的，古代官吏尚且为“民生痛苦指数”牵挂得寝食难安，我们的人民公仆更应当为这些负面指数日夜萦怀，勤奋工作，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

　　我们应当正视我们时代的种种民生痛苦。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我国共有约1.3亿人口生活困难，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的总人口。而另一方面，我们身边又有不少奢靡、暴富得非常病态的现象。从人性来说，痛苦还来自比较，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也是民生痛苦的来源。笔者在《市民》上的前述文章还提到: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民生痛苦指数”如果比较高，一般会导致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和自杀率的上升。常常见诸报端的年轻人轻生事件，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年轻的轻生者站在高楼顶端，内心一定是灌满了凄风苦雨。当然，轻生属于极端的个案，但国民中间各种因现实压力所造成的心理疾患——焦虑、抑郁、自闭、狂躁等等，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并且也很有可能正在或将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某省教育厅建议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一名“心理委员”，专家们也在建议政府要在救治国民心理疾患方面增加投入和干预，都说明了我们时代的民生痛苦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诸多民生痛苦还有待解决的情况下，笔者担心国民“幸福指数”的颁布，可能会成为新一轮的歌功颂德式的数字泡沫竞赛，甚至成为一个新的笑柄。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政绩，痛苦指数显示的是对政府的压力──政府还是要有一些压力为好。

　　当然，幸福始终是我们孜孜追求的远大目标。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幸福与下列事项相关:有信仰、有关爱、有安全感、有增长着的收入、有温暖的“窝”(不一定要很大)、精神充实、心态达观、身体健康、生活方便、环境清洁、自由、宽容、尊严、政府和蔼亲民、法律可以信赖、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有恬静或奔放的业余爱好、有愉快的性生活、不塞车、少考试、收入不悬殊、工作压力小、有朋友、少加班、出境更自由、阿扁快快下台、有更多闲暇、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自家生产的东西能卖个好价钱、城市的火车站不再是制造外来民工痛苦的第一现场、学费药费楼价不再是沉重的“大山”、珠江可以天天游泳、城管天天笑脸相迎提供便民服务、长江黄河变清、中国足球队赢球。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