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农业学韩国——官员的“新韩流”(2)

　　订单式教育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韩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新兴工业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始于1970年的“新村运动”，极大地改变了韩国面貌，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庆尚北道是前总统朴正熙的故乡和“新村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官员考察的又一个热点地区。这里接待了中国的首个省一级考察团——重庆市考察团。金泳文介绍，重庆干部在韩国的学习分为两部分：一是听取韩国专家关于“新村运动”的讲座，二是参观相关现场。他们对韩国“新村运动”很多具体问题做了了解，比如乡村公路是怎样修建起来的，政府补助多少等等。

　　金泳文告诉本刊，“新村运动”教育采取的是订单教育的方式。也就是说，由中国方面提出具体的培训要求，韩国方面则按照要求来设计培训课程。

　　中韩两方面都认为，订单式教育创意不错，可也常常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下订单”必须提前若干时间，以便“备货”。据此，韩国方面提出，考察新村的“订单”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以便因地制宜、因人施教。但是，金泳文遗憾地告诉记者，很多中国代表团只提前一周甚至三四天才仓促地通知他们，所以没有充分时间做准备。有一次，有个中国代表团不知何故临时取消访问，把韩国方面聘请好的教师和准备的教材都晒在那儿，下不了台。

　　韩国观光公社的孙伟东说，目前的情况是，“新村运动”考察团的培训是由中国和韩国两地旅行社协同完成的。与其他旅游团一样，由中国旅行社在当地招募游客，到达韩国后交由韩国旅行社负责，利润双方分成。“而旅行社的参与往往使培训变了味。”金泳文说，旅行社为了赢利，经常增加一些旅游观光项目。结果是培训4天，观光3天，心思放在了旅游上，新村教育的收获甚少，“订单”往往落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考察团往往带有学习和旅游的双重目的，因此很多人的学习并不认真。一次，他在中央研修院给东北某代表团讲课，发现学员很着急，等到提问时干脆人都走光了。后来他得知，他们已经订了去济州岛旅游的机票。他还说，当年韩国搞“新村运动”时，部长、普通公务员和农民同住一室，4个人一个房间，为的是充分讨论，体验合作精神，可中国公务员都要求住单间。而且他发现，很多考察团成员并不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和村干部。“我不明白人事厅厅长为什么要来考察‘新村运动’”。

　　由于前来考察的中国公务员越来越多，今年4月，庆尚北道与庆云大学联合成立了一所国际新村学校，设在庆云大学内，制定了专门计划，培训以中国公务员为主的外国学员，其中包括3夜4天和4夜5天两种课程设置。

　　以3夜4天课程为例。

　　第一天：入校仪式，观赏介绍新村运动录像，新村运动理念讲课，欢迎晚会；

　　第二天：新村运动原理讲课，新村运动与地方政府的作用讲课，新村指导者成功事例，了解韩国音乐；

　　第三天：参观新村运动发祥地、新村历史馆、朴正熙总统故居，参观三星电子和LG电子；

　　第四天：关于新村运动与地区社会开发的讲课，结业仪式，欢送晚会。

　　为解决宿舍问题，庆云大学决定，把正在建设的一幢留学生宿舍的一半改造成学习新村课程的公务员宿舍。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幢灰色四层小楼，其中一二层仍保留为学生宿舍，卫生间和浴室是集体使用的。三四层供接受培训的公务员使用，每个房间可以住两个人，有单独的卫生间。宿舍一次可容纳40名参加培训的公务员共同使用。

　　随记者同来的韩国庆尚北道国际通商课工作人员田有珍，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幢正在改造的宿舍楼。她问记者，“两个人住10平方米，你们中国官员能适应吗？”她自言自语道，“这样的条件中国官员恐怕不愿意住，也许他们还是要去住宾馆。” 这位韩国人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中国官员前来学习新村经验时，本来应该住在培训基地宿舍，但最后却改住高档宾馆。

　　学韩始于十年前

　　就在中国官员纷纷涌向韩国“取经”时候，首尔大学教授李铉，当年首先向韩国总统提出开展“新村运动”的建议人，他向本刊指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国早在10年前就开始学习韩国农村经验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示范村——河北省易县柴厂村。”他说。

　　1994年，中韩农业研讨会在沈阳举行。时任中国农学会秘书长的孙翔，在这次会议上结识了李铉。孙翔早就听说韩国“新村运动”，因此萌发了学习韩国经验改造中国农村的想法。后来，由孙翔主持，经中韩两国专家历时一年论证，中国农学会于1995年开展了“科教兴村”活动，主要内容是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经验，振兴中国农村。其中，柴厂村是当年的试点村。

　　李铉说，他三次来到河北省太行山下那个小村庄，移植韩国“新村运动”经验。

　　1998年，事情有了进一步发展。李铉带来1万美元，孙翔从农业部要了10万元人民币，河北省政府支援20多万元人民币，在柴厂村建起了一所200多平米的“科教兴村指导者培训中心”。该中心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孙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道，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听课没有积极性，当时的村支书赵田动用村里的经费对听课的村民进行奖励，第一天听课每人给15元钱。

　　柴厂村的“新村建设”颇有收获。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人均年收入350元，到2000年提高到4000元。水泥马路修到了每家大院门口。孙翔说，更值得欣慰的是，农民树立了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现在苗木种植已成气候，专门供应北京绿化用树。

　　李铉于2005年第三次去了柴厂村，村子的变化让他非常感动，也使他很有成就感。“中国学习韩国经验何必舍近求远呢？”他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37期，总第2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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