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回归

　　今天的全球化进程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最近的那次发生在20世纪初，那个时候，人员、资本和货物的往来已经非常方便而密切。那时候的人们和现在一样，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凯恩斯曾经充满眷恋地回顾这段时光：那个时候的伦敦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来自全球的产品，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财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进行投资，更可以轻松方便地到全球各地去旅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这种生活视为常态。

　　只是这一切被一战打断，直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步伐才重新凝聚了势头。

　　与其说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进程，不如说是人类政策选择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自由贸易将重商主义逐出神殿。马克思说，“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维系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但是东西方的对抗使全球整合如同空中楼阁。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搜寻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渴望开始汇聚成这场潮流。自由贸易固然可以在一个长时期内增进人类全体的福利，但是具体到某一时刻的某一群体，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痛苦会相当强烈。毕竟，自由贸易（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并不等同于公平贸易（ｆａｉｒ ｔｒａｄｅ）。我们固然知道一个芯片要比一个土豆片复杂得多，但是这种复杂程度的差别是否高到要以几千倍的价格差别来体现？我们固然知道一个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要比一个汽车厂工人付出更多的脑力劳动，但是否就应该拿到几百倍的薪水？我们固然知道应该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聪明才智，但是当非洲几百几千万艾滋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而欧美大药厂却坚持不调低昂贵药价时，人类的生命和尊严与知识产权保护相比到底如何取舍？

　　在这个全球化回归的时代，我们必须对人类的命运进行认真的哲学思考，不是毫无分辨地摈弃它，也不是毫无批判地拥戴它；不是光为了同情那些跳海或自焚的农民，也不是光为了那些在进口商品冲击下无法养家糊口的失业工人。中庸大同的理想国能否最终出现在人间？

　　怎样既融合全球资源推动社会前进，又保证基本正义让人类不致重返倚仗爪牙锋利的丛林时代？人类所有关于自身社会的认知分野，大多在左右之间徘徊。是优先公平与温情，还是优先效率和能力？我们能否在这个全球化的近乎血腥的竞争时代里，既不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和财富意识，又能避免赢者通吃，维护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和体面？受到进口产品打击和出口该产品的不同工厂的工人们，同样是努力工作，携妻挈子，谁又比谁更应该经受绝望和无助？

　　国家该做什么，人们又该做什么？希望我们能透过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纷繁的表象，深刻关注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这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