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持我创业

　　经典中国·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记者 张亦嵘 袁定波

　　芦文俊，44岁，2000年下岗。在政府的扶持下，开了个手工编织手包、鞋帽、丝网花的小店，还吸纳了十几个下岗、残疾、外地嫁到北京的姐妹共同创业。她的小店还成为北

　　我是1979年接母亲的班儿，当上工人的。在国企干了二十多年，我们那个厂子破产了。我一下子没了生活着落，就在这时，丈夫又和我离了婚，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那年，儿子才十几岁，正长身体时，却吃了上顿没下顿，

　　下岗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我在八达岭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上找到了一份开解放大卡车拉沙石的工作。当时，我手里是有个车本，可我哪开过大卡车呵，又是山路，没办法，我雇了一个老头帮我开车，自己坐在助手的位置上，可那会儿工期紧，动不动就加班，老头烦，甩手走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怎么能丢？我只有自己开了。一车沙石十几吨，方向盘死沉，开始我打不过轮，就利用晌午休息时间练，八月天日头毒，哪天都是一身的汗。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干完活儿能洗个澡，再踏踏实实地睡一觉。

　　工程完工了，我又失业了。一天早晨，儿子和我说，老师要今天收学费，我一听就急了，一大早，上哪儿弄学费？见孩子委屈的眼神，我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儿，强忍着没在孩子面前掉出来，心里说，为儿子，工作还得找！

　　一个月后，我发现擦车的活儿能干，妈妈家前面有块空地，只需接个水管子就能把这事办了。干了差不多一年，一天也没歇过，夏天还好，冬天手上裂的口子，旧的没好，新的又来了。就是这活儿，想干也干不了了，因为国家后来要求擦车行业要用循环水，一套设备至少十几万元，我哪有这笔钱？擦车的活也就不能干了。

　　2003年，我遇到给一家私人手套厂加工手套的机会。老板说，只要买他的设备和原料，生产出来的手套，他就收。我看了他的设备和原料，感到比市场的价格高得多，可一想，人家收你的活儿，贵就贵点儿吧。

　　我把擦车时攒的那点钱拿出来，又从亲戚家借了些钱，从老板手里进了设备和原料。哪想到老板没等我把手套生产出来就跑了。三万多块钱全打了水漂，那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

　　儿子怕我憋坏了，就劝我出去走走，散散心。一天，我进了个街头公园，见不少女人围在一起，拿着钩针边聊天，边钩包，我心里一下子动了，小时候，我就喜欢钩个包、钩个围巾什么的，眼下要是靠这活儿过日子，没准能成。

　　从公园回来，我就琢磨起钩包的事，买了各种各样的线，还买了编织的书，照着书上的样子，织了拆，拆了织，直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织的包和帽子像那么一回事了，就在宣武再就业园区的天陶市场租了个摊位，把自己钩的东西都摆了上去。

　　我是摆了第五天后才开张的。因为我卖出的那个包是按顾客的要求，反复修改的，所以很受顾客的赏识，通过这个客人，我一下子有了顾客群，我的买卖红火起来。

　　生意好了，我就想，这样的小店怎么办出特色？想来想去，还得开发新项目。一天，一个朋友拿出一种手工艺品———丝网花给我看，我觉得这种工艺品可以开发。朋友见我动心了，就劝我去区里的职业培训中心专门学学插花。她说，把插花的技巧用在丝网花上能提高丝网花的档次和品位。我想想也是，就去了培训中心。

　　区里的职业培训中心是政府专门为我们这些下岗工人办的，学习免费，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只要我们有问题，都帮着解决。在这个培训学校我真的感受到了政府对我们这些下岗工人的关心和扶持。

　　在培训学校学了本事后，我又常跑花卉市场观察各种花卉的特点，然后把插花知识用在丝网花的制作上。做出盆景放在小店里，一下子招来了不少人，那会儿，我的心里真的高兴坏了。

　　我的日子好过了，还上了电视，不少下岗姐妹找到我，要我教她们钩包，做丝网花，要和我一起干。我自己就是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我知道她们生活的艰辛，只要是有困难的下岗姐妹找到我，我都接受她们。现在，和我一起干的姐妹们已经有十几个了，我把技术教给她们，有了订单，我们一起做。我的这个小店也成了区里再就业的创业基地。我现在还常常去一些居委会，免费培训愿意做丝网花的下岗姐妹。

　　今年8月，在广内街道社保所的帮助下，我申请下了5万元的小额贷款。我可是北京申请下这种贷款的第一人，钱一拿到，我就去浙江的义乌进了丝网、花线、铁丝等原料。我准备和姐妹们大干一场，用我们的劳动创造我们的事业。

　　你问我，这些年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没有政府的扶持，我一个文化不高的女人是干不成大事的。今年，还选我当了市里的再就业明星，我就有了个想法：扩大生产，将来也创出自己的品牌，带领下岗姐妹们闯出一条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