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洋学历顶不上一条“美人计”

　　眼下，学历贬值论依然争得很热，人才依然在进行着浪费。“花费百万元留学8年获双硕士学位，重庆‘海归’月薪仅千余元”（《重庆时报》10月7日）的新闻，以及新闻中的“人才”，继续着各自悲情的诉说。百万元投资学习，竟然“亏损”到如此地步，许多屡经挫折的企业老板恐怕也会自叹弗如。

　　人才被“浪费”的痛苦感受，大概无法引起美人们的同情。在“美人经济”大行其

　　“安徽省原卫生厅女副厅长以色谋权内幕曝光，她原是一名仅初中文化的女工”（《成都晚报》10月7日）这一新闻中的尚军女士，其事业中的最高职位显然与其初中学历不成比例。但是学历没有影响到她的升迁历程，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阜阳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她的平步青云无愧于她的“直升机厅长”外号。这些足以证明，她的姿色虽不如西施老师，但技术却是青出于蓝。如果不是两位著名的“省级情夫”垮台，她的“美人计”完全可能帮她打下一个更大的“江山”。

　　同样出色的还有原辽宁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女士、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原副总经理蒋艳萍女士，前者是从一名普通的税务所职员起家，后者则是从仓库保管员发迹。其中刘光明的“美人计”也堪称典范：花费500万元巨资周游世界做整容与隆胸手术，其中屁股一项就花了50多万元，整出了全鞍山市最漂亮的屁股。这些美丽投资不可能像学历投资那样存在风险，因为对于诸多变质的官员先生来说，屁股比学历要实用得多，而对于美丽的屁股而言，只要被人摸了，其主人的官位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按说，现代官员的智商不可能比数千年前的昏君夫差要低，但是，“美人计”在今天的官场上何以屡试皆爽？很显然，这与当代腐败官员以权谋色的流行趋势有关，所谓有求必有供是也。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南京副厅级贪官金维芝有一句名言很有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这么说来，金维芝们是自甘中计，自愿拿官位与不当资金回报美人了。腐败官员重美色而轻学历或真才实干，也算是给更多的美人发出了某种信号。但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干部，何以如此放纵而不能自拔？这与制度与国法的漏洞不无关系。

　　试想，如果组织人事部门对尚军们的审查没有受到其幕后高官的干预，她们的计谋能走多远？文化程度不高的尚军以色谋权以后，接着她就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一手遮天。她管法院期间，冤假错案成堆，她分管公安局期间，也是烂粥一锅，从局长到一般干警先后有110多人受到处理。这样一个“人才”在组织部门层层过关，让人感觉到，咱们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如果现行的《刑法》将“性贿赂”纳入贿赂的范畴，美人及其情夫们会如此有恃无恐吗？贪官们会公然拿情妇的姿色与数目，像车子与房子一样进行攀比吗？有学者指出：情妇是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更是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她们不仅为贪官们出谋划策，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经济犯罪的关键程序。这样的危害性，却被一些法学专家轻描谈写地理解为“道德问题”或“个人隐私”，从而被认定为不具备行贿受贿行为所涉及的财物要素。

　　当前存在的高学历人才过剩与低学历美人“过少”的怪现象，看来只有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纪律来加以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