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胡大白说，目前郑州市区中小学接收学生能力严重饱和，虽有政府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但部分农民工超生子女大规模进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进一步提议：“应该对农民工超生子女在郑州入学设置限制。例如目前城市只能给每个农民工家庭提供两个入学名额。”（10月11日《河南商报》）
胡大白代表的逻辑是很成问题的。顺着他的逻辑，农民工超生子女将有数不清的过
错，有承担不完的责任——农民工超生子女的大量存在，让学校食堂人满为患，让公共汽车拥挤不堪，让升学难度陡增，让就业形势严峻，甚至还抬高了房价，污染了空气……一切因人口过多导致的问题，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归咎于他们，进而让他们承担问题的后果，一生一世都别想抬起头来。这显然是荒诞无稽的。
农民工超生子女有错吗？丝毫没有。他们是不是超生子女，自己并没有半点选择的自由。要说有错，错也在他们的父母，惟有父母拥有选择子女数量的能力。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错在父母，那么承担不幸的就应是父母，为什么要牵扯上无辜的孩子呢？以父债子偿的思维，将本来应该由上一代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下一代身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代际惩罚制度，这种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农民工超生子女的父母的错，也不是毕生永存不得勾销的。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般政府相关部门早已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惩罚。“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从戏谑调侃的计划生育标语中可以得知，农民工们早已为超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刑法中有个原则叫“一罪不二罚”，被罚了款甚至抄了家的农民工们没道理再为超生担责，二次惩罚实在是欺人太甚。
另外，胡代表的提议还有歧视之嫌。生三个四个孩子的大有人在，官员、商人、工人、乡下的、城里的，哪个地区哪个群体没有超生的，为什么单单就对农民工超生子女入学设限？公正的规定应该对事不对人，即便农民工超生子女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人群的超生子女，也不应该将农民工超生子女作为另类区别对待。
解决学校学生饱和问题的方法多了去了，既然胡代表也意识到了政府投入不足，为什么就不努力促使政府投入充足呢？
稿源：红网 作者：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