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六中全会

　　究竟六中全会与和谐社会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和谐社会提出的时间背景又是什么，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何在，它对破解中国当前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又有何重要作用呢？记者带着这一系列疑问，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中民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希望能从中获得一些答案和启示。

　　“和谐社会”党内最早提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此次六中全会，“和谐社会”成为会议探讨的核心问题，然而和谐社会的提法最早又是起源于何时呢？

　　吴中民教授告诉记者，提出“和谐社会”最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任省委书记，当时胡锦涛希望在毕节地区搞长远扶贫规划，于是提出在毕节地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过当时只是局限在党内的一个酝酿，没上升到最高层决策。后来，十六大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在谈小康目标时，提出了“让社会更加和谐”。两年前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随后在去年2月19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关于和谐社会的长篇发言。今年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六中全会提出了解决当前难题的思路

　　在谈到六中全会对于破解当前社会难题的作用时，吴中民认为，六中全会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问题通过一次全会就解决，但六中全会绝对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吴中民认为，和谐社会其实非常现实，要做的就是把问题分阶段解决，基础性民生问题首先得到解决，这是迫在眉睫的，而且几年就能上一个台阶，而制度则需要持续推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再一味强调效率忽视公平。

　　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党

　　戴焰军说，从一般意义而言，人和人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这是人类对社会美好的憧憬和要求。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个过程中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比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问题，中央都注意到了。而且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有信心和决心带领人民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也在不断提出很多实际措施。

　　戴焰军从事党建研究多年，他认为，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还是取决于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也是这些年认识深化后首次自主提出的。

　　结合多年对党建工作的研究，戴焰军认为，不管理论，还是实践上，进步很大，过去强调发展第一位，到后来科学发展观。提出明确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再到明确了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

　　“和谐社会”具体化

　　胡星斗认为，和谐社会概念虽然已经提出，但近一两年，没有拿出具体主张，六中全会的作用就是和谐社会的具体化，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对此，最终应该朝着“三免”方向转变，即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纯粹意义的义务教育是不应该收费的；免费基本医疗，中国人口多，大病无法免，但基本医疗应该免；免费养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应当建立起一体化的系统。

　　胡星斗说，中国当前有这个财力，财政每年新增4000亿～5000亿元人民币，专家测算免费义务教育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免费医疗可能花钱比较多；养老，首先实现农村低保，因为消费水平低，1000亿元人民币就能解决。现在中央有这样的决心，也符合中央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的。过去注重效率没有错，当时需要经济发展。目前，社会贫富差距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这时就需要一个转变，即把公平和民生作为重点，从而把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制度化。

　　民生问题是重中之重

　　最近几年来，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引发人们关注，如何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星斗认为，此次六中全会的重中之重还是围绕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迫在眉睫的社保问题，群众内心幸福指数问题。因为这些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而解决民生问题正是施政稳定的重中之重。其他问题也会涉及，比如农民工问题、户籍问题、反腐败问题等。

　　回顾中国经济建设二十年的历程，胡星斗说，这次会议对老百姓会是一个福音。从过于重视经济指标、效率，转变为在发展的同时，强调民生、公平。此次调整，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