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忆“文革”岁月：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

　　广州口述史1976[27]

　　■讲述背景

　　“没有老虎就抓只猫”，回忆起自己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差点被抓出来当批斗对象，林若幽默地打了这个比方。

　　老人的笑声背后，却透出了在那个荒谬年代，他的无奈、压抑，还有战战兢兢。

　　林若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波折起伏。“文革”一爆发，他被打成“走资派”。一直到1971年才恢复工作。这段受冲击迫害的经历，令他一度不敢脱稿讲话。

　　当报人，他如履薄冰，时刻要与上头“对口径”。

　　管广州郊区农业工作，他坦承“成绩很一般”。

　　“遗憾”——这是老人谈起“文革”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假如没有这十年，他相信自己可以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史为鉴。“文革”的历史应当让国人了解、反思。这是老人在八秩之年的希望。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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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人：本报记者许黎娜实习生王纯毅

　　摄影：本报记者许冰

　　特约审稿：叶文益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文革”那十年，我变化起伏很大。如果不是经历那个时代，我想我的工作可以做出成绩来。

　　回头再想想，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完成。这是我的遗憾，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的共同遗憾。

　　有句古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反思“文革”历史，很难说以后会不会重演。

　　讲述人·林若

　　82岁，广东潮安人。青年时代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院，积极投身抗日运动。1949年10月，到东莞参加土地改革，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

　　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70年代，他任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湛江地委书记。1982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其中1985年9月前设省委第一书记)；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说起1976年，令我最难忘的事，该是周总理去世后，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那时当广州市委书记，运动一来，有人又想抓我的辫子做“运动对象”。我赶紧找了市委领导反映。可能是市领导的话起了作用吧。也是十年内乱，上上下下搞运动都搞得很疲惫，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文革”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不幸，经历了很多挫折。直到最后，对我个人来说，才明白过来。这条弯路，我们不能再走。

　　“自投罗网”被打成走资派

　　我从东莞调到湛江(1966年林若调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我刚离开东莞，东莞的造反派就起来了。可是斗来斗去，没有斗争对象怎么斗？当时东莞的新领导刚到不久，而我在东莞工作那么久，缺点肯定是有的，一一罗列搜集起来就不得了了。有人提出要到湛江去抓我。

　　我那时思想太单纯了。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我写了封信说：我工作有缺点问题的，需要我回来做检讨，也可以啊。哈，这不就是“自投罗网”了。接到我的信以后，东莞方面马上来抓我。

　　人家给我扣的“帽子”，名字很唬人——“三反分子”，说我是“走资派”，“保皇派”，反党、反社会主义。

　　解放后，我在中山县、东莞县搞土改，当队长。土改时，我认为某些人出身不纯、包庇地主，不能参加土改队。那些被开除出队的人不就恨死我了，到“文革”的时候，那些人便拿这些事来批斗我。这不就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苦笑)

　　我在东莞，先是被拉到县城礼堂开批斗大会，完了，又拉到下面的公社去斗。斗了几个月，“靠边站”到东莞干校劳动，一直到林彪出事了，1971年，我才被“解放”。

　　一度受压抑不敢脱稿说话

　　被批斗之前，我在湛江当地委书记，再调回去当湛江地委常委。这是上面要考验我一下，看我表现怎样、会不会趁机叛党.会不会口出怨言，还能不能当书记……

　　说实话，我被批斗了那么一段时间，生理心理都有压力。我本来讲话很随便的，经常临场发挥脱稿讲话。而“文革”中，受“四人帮”影响，咬文嚼字很厉害，专门抠字眼，讲错一句话，就要抓人辫子，讲深一点、讲浅一点，都有危险。

　　因为这个，我倒退了，梗塞了，表达不舒畅了。开会的时候，我只能拿着一个稿纸结结巴巴地念，表达不出思想感情，也表达不了思想观点。

　　在湛江工作不到一年时间，我一直感觉自己很不适应，不能挥洒自如。

　　后来，回到广州市工作，我第一次讲话，就跟同事们申明：我这个人讲话的习惯是不念稿纸的，因此有时候，语言讲得过火或者讲得不够，是经常发生的，请大家原谅。我这么说，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句一句话去抠，那样就没有意义。

　　如履薄冰当报人

　　1971年底，我调到《南方日报》工作。这叫“没有马就找头牛来”(笑)

　　组织上安排我到报社，主要是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比较年轻，还有点文化基础。进报社工作之前，我一直从事农村的行政工作，管农业。我不懂办报，也不适合文字工作。我是很不愿意的，而且当时搞舆论宣传工作，很难。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报纸宣传面广，影响也很大，我只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办报政治敏感度要高一点，否则，糊里糊涂就会碰鼻子。

　　我和报社几个领导经常轮流上夜班。头版怎么排版、大标题、小标题怎么定，语言表达有没有符合当时的趋势，这个很重要。自己拿不准，就打电话问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快呢，晚上11、12点就定版了；慢呢，要等到凌晨3、4点，甚至4、5点才定版。

　　观察形势也非常重要，要和中央对口径，不能超越，更不能违反。要是出现另一个口径，那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幸好，在报社工作那三年，没有出过什么错。提高了文字水平，算是最大的收获。

　　管农业工作我成绩一般

　　1974年，在广东省委运动办工作了半年。之后，我就被调到广州市委当书记，分管广州7个郊区县的农业工作。

　　我在广州管农业工作那三年，成绩很一般。因为当时的农业政策没有改变，我也是老思想，没有突破那个框框。

　　广州的粮食生产一直都在徘徊，年景好，增点产；年景不好就减产；还是靠天吃饭，突破不了那种沉闷的局面。这关键还是受政策上的束缚，缺少重大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那时，一个生产队里多少亩地种粮食、多少亩地种经济作物，都是规定死了的。少种还要追究责任。我发现，盛产粮食的大队，种得越多，反而越穷。粮食价格是管死的，生产多了，又要加重任务，种粮食是很吃亏的。而且，这对耕种制度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良田不能增殖，土壤肥力不能增加。

　　“文革”后，我回到湛江去工作。这个时候，政治形势比较稳定、比较宽松，我下去农村调查时，发现湛江有1000多个生产队的农民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粮食总产量明显提高。

　　那时省里还是公开指示，反对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我因此不跟上面声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支持。

　　“文革”虽然结束，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基层干部还是过去的老一套，思想僵化，多少年习惯走集体化道路，一下子接受不了“包产到户”。有人形容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让农民分田单干，这不就又回到解放前了吗？有些基层干部还有失落感——农民自己干，就不需要干部来指手画脚。

　　一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这种偷偷摸摸的局面才结束。

　　广州一直观望北京的动向

　　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后，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闹了十年内乱，从上到下都很疲惫，但是运动来了，不跟上形势，没有抓出几个斗争对象，又交代不过去。那时，广州一直在观望北京的动向，思想上比较混乱。

　　“反击右倾翻案风”很明显就是“四人帮”搞的阴谋。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四人帮就“垮台”了。

　　在官场中，利用政治运动搞打击报复、倾轧其他人的毕竟是少数。“文革”中各种运动，历来都是这样：人家搞起来了，你搞不起来啊，那就说是不是你本身有什么毛病、还是在包庇什么人。不反右倾，就说你本身就是右倾。那个年代，上面一有什么指示，哪怕不愿意搞，下面都要做个样子应付一下，没有“老虎”也要找只“猫”出来。

　　不反思“文革”后果难料

　　“文革”那十年，我变化起伏很大，回过头来看这十年，如果不是经历那个时代，我想我的工作可以做出成绩来。

　　我当时正是四十多岁，对个人来说，是黄金时期，精力最充沛，最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结果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天到晚“搞搞震”，时间消磨掉了，人的命运也改变了。

　　我常常感觉身不由己，觉得一些做法不是很妥当，但却只能跟着政治形势走。有想法也不能透露出来，只能藏在心底。回头再想想，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完成。这是我的遗憾，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的共同遗憾。

　　现在我们国家的路线是走对了。但是对“文革”这一段历史，有必要让后人去了解它。有句古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不反思“文革”历史，很难说以后会不会重演。

　　图：

　　年轻时的林若。资料图片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