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纪念碑在记何功颂何德

　　著名的“北京宋庄文化艺术节”上，展出了一座高7米的“超女纪念碑”，李宇春和周笔畅拿着麦克风昂首跨步，呈“革命烈士”姿势。该“纪念碑”的照片被转到网上，引来一片质疑，网友们普遍认为，超女不值得立纪念碑，应该多为“真正的英雄、烈士”立碑。（《东南早报》10月12日报道）

　　□舒圣祥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超女纪念碑”的话，最容易想到的是：无聊。不妨再拿周星驰的名言来调侃一下：无聊不是你的错，可你把无聊当艺术并正儿八经地拿出来展示，就是你的错了。以属于伟人专利的“纪念碑”方式来表现“超女”固然是一种调侃，但花两个月时间来“雕刻”无聊，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此时此刻，另一句名言浮现于脑际：艺术可以无聊到这个地步吗？

　　确实，艺术家作为社会的一个个体，有权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和看法，他享有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但与之同样充分的另一种自由是：公众享有表达反感的充分自由。“居然有人给超女立‘超女纪念碑’？”的帖子在网上引起轰动，并遭遇“天下围攻”，就足以说明一切。

　　“超女纪念碑”到底想要“纪念”什么？这是个问题。中国素有立碑传统，自秦始皇巡行天下，到处刻石记功以来，中国碑石的功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由原来测日影、立界标的功能转变为主要是记功颂德。那么，“超女纪念碑”究竟要记何功颂何德呢？

　　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无聊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种艺术沦落———高雅艺术正成为商业娱乐的婢女。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对潘冬子、雷锋、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的恶搞风气已让人唾弃，而“超女纪念碑”仍然是这种风气的延续。不同的是，恶搞红色经典的是在用恶俗消解崇高，让严肃的政治话题娱乐化，而超女纪念碑却转向它的反面，即用崇高包装恶俗。在来回的消解与包装之中，崇高脱离了它本应赋予的对象，以委琐的姿态摇尾奉承于后者，试图“攀上点亲戚关系”，以便分享商业时代的荣华富贵。崇高已经丧失了自我把持的能力，有意删除了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以自由的名义，心甘情愿作恶俗的包装外衣。

　　于是，艺术的崇高成为这样一种东西：谁火我就赞美谁，谁流行我就巴结谁。这种情形下，那些真正需要被时代铭记的，需要用崇高来记录的，都被忽略了。长此以往，由崇高艺术所记录的我们时代的历史，将只有流行没有感动，只有时尚没有伟大。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一个悲哀的事实是：崇高正与恶俗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体上写满了用钞票称量的利益。在万能的经济利益作用下，崇高与恶俗“对立面的一体化”趋势，分外鲜明———“超女纪念碑”正是这样一个清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