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只有一个王府井（纵横）

　　●近年来，中国各地出现一系列城市缺乏自信的实例，常会有类似“誓将xx市建成东方芝加哥”的口号

　　●中国许多楼盘都以“银座”冠名。众所周知，全世界只有一个东京银座，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北京王府井。中国城市就只是中国的城市，永远不可能成为“东方芝加哥”或“东方巴黎”

　　●全球经济一体化，绝不是全球城市文化一体化

　　中国城市爱取洋名

　　一天傍晚，朋友来电话：定于当晚7点在水果湖“欧式一条街”的“雨果”咖啡厅见面。武昌水果湖是省高层机关所在地，城市建设整体素质相当好，因而“欧式一条街”格外引人注目。据《武昌地方志》考证，水果湖在历史上从未与欧洲发生过任何外交、经济、文化与军事事件的牵连，那么这条“欧式一条街”的城市文脉出自何处？19世纪中叶，英国远征军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继“五口通商”之后，汉口成为英、法、德、俄列强租界，那时的“租界汉口”没有自主权，也没有本地城市自信，从建筑风格到城市社区无不留下“欧式”印痕。1949年，汉口解放，历时近一百年的租界“欧式街道与欧式建筑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的武汉开始在中国中部成长。但是，20世纪90年代，“欧式一条街”却在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出现。这一典型事实可以解释许多城市文化正在出现同类倾斜式发展，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国城市缺乏自信。

　　在国外期间，我曾经侧重研究城市设计方法论中的“地方意识”。无论在美国、欧洲、日本，还是在澳洲游学与考察期间，我注意到，每一处村落、每一个小镇、每一座新城与古城都十分注重保持本地地名的地方品位、文化内涵及其地理特征。

　　美国西海岸城市圣地亚哥市有一个拉荷亚小镇（其实可以看作是圣地亚哥市的一个区），这里是美国著名的生物高科技研发基地。笔者在其中的索尔克生物研究中心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前常认为索尔克生物研究中心在圣地亚哥，但美国研究人员却自然而然地认为索尔克生物研究中心就是在拉荷亚小镇。特别是索尔克生物研究中心曾经培育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等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里的美国人总是将索尔克生物研究中心与拉荷亚小镇连在一起，并为此而感到格外自豪。

　　然而，在上海，笔者遇到几位生物高科技研究的学者，其实他们的研究所并不在上海市区，而是位于上海市郊的某个小镇。但这些学者几乎从不曾提到自己的研究所在的镇，只是说在上海。后来才明白，如果说自己的研究所在某某镇，人家会认为那是一个镇办生物研究所，或者说是一个低档次研究所，没面子。

　　近年来，类似这样对自己的城市缺乏自信的实例很多。譬如，武汉有一个“光谷”，这很自然使人想到美国硅谷。在中国浩瀚的词汇系列中，界定与表达作为一个高科技区的地点、范围以及环境特征的文字至少可以罗列一百个，可是为什么要从美国“硅谷”的中文译名中进口一个“谷”呢？！难道没有比“谷”更准确而又更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其它文字吗？！其实武汉“光谷”所在地并不拥有与硅谷所在地类似的“谷”地形。可见，武汉纵然拥有雄厚的光纤光电子产业基础，但却缺乏形成本市地名品牌的“城市自信”。

　　中国的城市应姓“中国”

　　近十五年来，常在中国各地看到如此系列的标语：“誓将xx市建成东方芝加哥”、“天堂硅谷在xx市崛起”、“xx市——东方巴黎不可阻挡的魅力”、“xx市——东方威尼斯”、“xx市再造一个香港”；更有“北京银座”、“深圳银座”等许多以“银座”冠名的楼盘。众所周知，全世界只有一个东京银座，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北京王府井，或者说银座属于东京，而王府井就只是属于北京。

　　中国城市就只是中国的城市，永远不可能成为“东方芝加哥”或“东方巴黎”。那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基因”。如果某一天，突然听到英国当局要将伦敦建成“西方的北京”，中国人或许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尊敬的英格兰绅士，你们那个伦敦不是挺好的吗！扯得上咱北京吗？！即使是西方城市中的“唐人街”，也只是以往该地城市移民历史上的片断缩影，从社区布局到建筑风格并未进入所在地城市主体以及主流文化层面。

　　在世界城市之林，凡是拥有杰出文化地位的城市，首位条件是深深地扎根于地方文脉的“城市自信”。即使是处于跨越国界市场区域或边缘的城市，明智以及坚定的城市战略就是捍卫本地“城市自信”。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以及香港都是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二次大战后，经历了战后重建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这些大都市普遍反思的基点就是“城市自信”还是否存在？20世纪60－70年代，巴黎城市舆论的焦点为“属于巴黎的巴黎还在我们身边吗？”伦敦媒体的醒目标题是“找回伦敦的伦敦”。纽约尽管没有经历战后重建，但是同样面临来自欧洲城市文化的系列冲击。于是，纽约城市评论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类热点话题：“这里是欧洲的纽约吗？！不，这是美国的纽约”。

　　全球城市文化岂能一体化

　　近1/4世纪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一些城市的规模、建筑的高度、建筑材料与建筑设备的更新程度、城市道路及其立交的施工品质、城市通讯网络系统的容量、城市娱乐休闲设施普及面等“城市硬件”，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城市中上等水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渴望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这些变化都与中国近30年的开放有关。

　　“开放”的基本定义之一是“进口”。在20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目中：从“进口设备”到“进口饮料”、从“进口汽车”到“进口药品”、从“进口纸张”到“进口文具”、从“进口电器”到“进口材料”等等，一度均成为品质至上的品牌象征。然而，只有城市与上述“进口货”存在本质性区别：土地是城市的载体，城市受到土地载体的直接约束，城市是长年文化的积累与沉淀，恰恰不能以“快速更新”模式急功近利从“中变”到“大变”。

　　由此可见，任何商品、设备以及生产流水线能够引进，而城市却不能引进。基点理由在于城市是土地的产物、文化的产物。土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以及区域文化的载体，城市更是世界各地文化载体的结晶。

　　其实，无论在城市前面加上多少“国际化”与“现代化” 的头衔与光环，所在地方的城市文化的“根”都不能割断。如果城市之树断“根”，首先便是“城市自信”丧失，随之城市逐渐失去“自我”，在模仿、复制、组拼过程逐渐沦为新一代“外来城市文化殖民地”——这不仅仅只是警示，而在相当层面已经成为事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告诫：文化有区别才能存在。城市的区别性首先来自“城市自信”——在发展过程中保护本地城市的特色，捍卫本地城市尊严，寻求本地城市健康成长之路。

　　全球经济一体化，绝不是全球城市文化一体化。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经济效益指标，首要的是城市文化品位以及城市生活品质，而拥有城市文化品位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基点便是“城市自信”。▲（作者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